青春无悔
   

 

 

 

那年我们十七岁

 

 

 

• 金平 •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

 

 

 

 

 

    我在自己的本子上,整段地抄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中的警句,这是20年以前。

    20年前,我十七岁。

    全班同学差不多年纪,都十七岁。

    ——现在回头一想,那是整整一代人到了一个命运攸关的年龄。

  ……

    本世纪初在俄罗斯乡村,若想谋到哪怕是教堂工友的职位,也必须受过初级教育。于是,做父亲的慌慌张张把儿子送到神学校……很快座位占满,学搂被迫颁布《超龄生条例》,首先威慑到十七岁少年。

本世纪中期,汽车俨然已是现代社会的标志。取得驾驶执照乃是进入成人社会的有效许可证。……十七岁,恰好是在美国申请汽车驾驶证的年龄。

    本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恭恭敬敬拜倒在奥斯特洛夫斯基跟前时,心澄如水,不关心俄国的乡村教堂,也不羡慕美国人的驾驶执照,啊,命运攸关时,我们盘算的仅仅是怎样一次苦涩而快乐的远行!

 

 

 

 

说  梦

 

 

 

临近毕业。

文化课是早就完结了的。短短几天,同学相互评议的“毕业鉴定”也告结束。大家坐在一起,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觉得同窗几载眼看就要分手,应该相互说点什么,又觉得前途未卜没什么可说。

我们是本市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虽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早就规划好了,但具体的去向一时间还朦胧不清。据说上级还在讨论、研究,要等待红头文件颁发下来才能确定。人心难耐,关于毕业分配的种种揣测、种种传言、种种小道消息却领文件之先,纷纷扰扰,沸沸扬扬。

——“告诉你吧,今年要恢复高中了,我们该继续升学!”

——“不会不会!先看看学校里哪有教室?哪有老师?我们是‘三届同堂’熬到毕业,后面‘戴帽子’的初中班等着进来,怎么恢复高中班?不会,肯定不会!”

——“那,那就去当工人。”

——“当工人?嘿,想得轻巧!几百万老知青还在修地球呐,工厂会要你?”

——“小道消息说要征兵,征防空兵、工程兵,补充到东北的珍宝岛!”

说到最后,有人长叹一声:“唉,回家把行李捆好吧,上山下乡当农民!”立刻就有人不愿意:“哼,我们才十七岁,十七岁没有选举权,十七岁不能独立生活,十七岁……”

大家怯怯地念叨着这个不大不小的年龄,不知是以为有幸还是不幸。有的女同学手指缠着辫梢,竟红了眼圈。

教室墙角的有线喇叭从早到晚地响。一会儿广播最高指示,广播《毕业分配宣传提纲》,一会儿广播某某同学志愿当农民的决心书,一会儿又念一长串新批准参加红卫兵的名单……

“唉,我看百分之九十九要下乡了,没地方叫你逃!”“你是不是瞅到了‘红头’?”“哪里呀,红头文件是工宣队师傅领会的。我么,我做了一个梦!”“梦?啥子梦?!”

说梦的同学想说不敢说,想憋却又憋不住,最后捂着嘴,眼珠子几转悄声说。“我梦见毛主席挥手了,说上山下乡的知青出南门!”“出南门?”“真的出南门?”大家不约而同想到广场上正有一尊毛主席挥巨手的汉白玉塑像,坐北朝南,高高扬起的手臂真的指向南方。

“出南门?南门外是啥地方?”同学们发现墙上有一幅地图,一窝蜂拥上去:“喔,南门外是眉山、夹江、峨眉……”无数的目光往南移。“啊呀,甘孜、凉山、渡口,不也在南边么?!”顷刻间,全班屏声敛息。

“那、那去几年呀,毛主席讲了没有?”“毛主席不说话,只是挥手。”说梦的同学瞧着大家,做出一个挥手的姿式,五个指头还逐一动弹。“我的妈,要去五年呀!”众人大惊失色。“五年?”说梦者微笑地摇着头,猛然又从身后抽出另一只手,“哈哈,这儿还有五年!”

嬉语戛然,鸦雀无声。

……

十七岁正是多梦的年纪。然而,少年们早已从梦境挣脱出来,他们知道,自己面对的是风风雨雨的前程,是结结实实的人生。

 

 

 

 

                  《边疆晓歌》

 

 

红头文件颁发下来:凡年满十七岁的中学毕业生,一律上山下乡。下乡有两个去向:要么支边去云南,沿着中国与缅甸、老挝和越南边境的亚热带丛林里,正在组建大规模的生产建设兵团;要么在省内插队落户当农民。

“你去哪儿?”“你呢,你去哪儿?”“我想去插队。”“我想去云南。”“云南多远呀,云南比甘、阿、凉远多了。”“去云南两年才准回家探一次亲呐。”“云南十八怪听说过没有——鸡蛋拴起卖、斗笠当锅盖、三个蚊子炒盘菜!啊唷唷,苦死了、苦死了,我不愿意去!”

有人要支边,态度很坚决:“那儿是建设兵团,部队建制,发工资、穿军装,饿了到食堂打饭吃,比知青集体户强多了!”

“插队当然苦,但苦熬几年能招工回城。去了兵团呀,就算安排了正式工作,不招工、不招兵、也不招工农兵大学生,一辈子都贡献了!”

大家就这么掂量过去、掂量过来,盘算过去、又盘算过来。掂量的是希望,盘算的是前程。

其实希望与前程早给你安排好了。

支边动员会开得火热。先办了个小小的展览,把橡胶籽、橡胶苗和黄澄澄的胶片做成标本,装在透明发亮的玻璃匣子里,白纸黑字写上解说词。大家一看,呀!原来一棵橡胶苗要培养七、八年才成材割胶!原来一棵树种好了能连续产胶几十年!原来国家每年进口的上千万吨工业国防用胶,除了付昂贵的外汇,还白送给外国老板大米小麦。……我们屯垦戍边,艰难创业,不为别的,为了打击帝修反,建设祖国的橡胶基地!少年的心是神骏,希望是草场;少年的心是熔岩,希望是喷口,神骏要驰骋、熔岩涌动着要喷突——几十面锣鼓擂响了,几十张红纸展开了,几百位同学豪情满怀,登台报名,有的还当众咬破了指头写血书!

“慢,慢一点同学们!”兵团参谋长奕奕神采,他胳膊一挥,压住了满场动荡。“大家不是爱读小说么,我带来一部小说送给同学们。时间有的是嘛,读了小说再报名、再写血书也不迟!啊,我只提醒一句、一句话——这部小说里描写的故事不是天方夜谭,也不在天涯海角,正好在我们三师十五团!正好在同学们报名要去的那个潞江坝!”

掌声、惊叹声、欢呼声、锣鼓声四起。

——红绸系着十几部同名的小说。

——十几部小说顷刻间被争抢一空。

有人把书拆散了。有人把拆散了的书页传单一样没头没尾地发给大家。会场上下,校园里外,一时间全是借小说、读小说、议论小说的中学生。

大家一边读小说一边议论:”“暧,听说了没有?参谋长身边没穿军装的那黑瘦个儿,原先是垦荒队长哩!”“小说主人公就是他!”“我们去的地方叫什么?”“喏,书上写了,叫孔雀坝。”“孔雀坝!啊,太美了、太浪漫了!我看准会有孔雀!”“啊唷唷,那地方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有人读着书中一大段风光描写,“原来菠萝有刺,原来菠萝像红苕长在土里并不是结在树子上!”

小说还描写两个垦荒队员悄悄赶早工,男的醒不来,临睡前在胳膊上系条绳子,从旧碉楼上扔下去,到时候一个女队员在楼下拽醒他。“呀!你看,他们的生活多有意义!”

“不,不好!”一个女生慌忙丢了书惊叫起来,“呀!那里有瘴气、瘴气!吓死我了!”正好,书上写着过去的民谚:“没到孔雀坝,先把老婆嫁。”

大家把没头没脑的书页合在一起,牢牢记住了一个抒情的名字;《边疆晓歌》。

 

 

                   

           雨 中 行

 

 

 

全市几乎所有的商店都设了“知青专柜”。几乎所有的“专柜”前都摩肩接踵挤满了知识青年。他们在棉花店买了棉絮,又在蚊帐店买了帐子。布店关了铺板,门口贴着“安民告示”──劳动布售完。搪瓷品专柜排着长队,售货员一见佩戴“支边青年”黄布胸章的,老远就喊:“喂──,过来过来,你是到云南的,先卖给你!”于是我从一大把“知青商品券”里拣出搪瓷券,买一只大口径的搪瓷盅盅。洁白的瓷面喷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八个红字;盖子很别致,翻过来正好是菜碟。

“嘿,一回能装二斤饭哟!”我好奇地打量着,想起知青们为啥叫它是“没良心盅盅”。

许多人挤来挤去地买雨靴,说云南有雨季,雨季多蚂蝗。还有的人排队买一种帆布箱。这是当时最便宜,也最时髦的“知青箱子”,十来块钱一只,草绿色的布面,闪亮的铆钉。带到云南用几块土坯一搭,便成一张小桌子,看书,写信,打扑克,巴实得很!女知青在上面罩一块印花塑料布,再将一面小镜子,几张学生相一摆,非常漂亮。我的钱不够,花五角钱买了一只旧肥皂箱。

……居委会主任领着敲锣打鼓的队伍走街串巷,把“支边光荣”的烫金喜报一张张贴到“兵团战士”的家门口。

终于,到了出发的那一天。

头天夜里就开始下雨,浙浙沥沥、浙浙沥沥。妈妈说,这是今年的头场雨,不会停,只会下。

市知青办慌忙征调了线路上的几十辆公共汽车,来运送支边青年去火车站。车少人多,规定只供支边者本人乘坐,任何人包括送行的亲友都不许上车。工宣队员在车下执勤,查验胸章和乘车证。

一位女生找到自己的座位,她妈妈打着雨伞,从车下将一包包的零食递进窗口;一边递,一边眼圈红红地说着什么。可车里乱哄哄,雨点在伞上噼叭作响,母亲的话一句也听不清。

汽车开动。倏忽间,车上车下的亲人被移动的车厢撕裂了、拽开了!一直在车下苦苦相送的亲人明白过来,慌忙蹬上自行车,不顾风、不顾雨地撵上来。一个戴深度眼镜的家长,雨水从他的帽檐淋漓下来,模糊了他的眼镜,逼得他踏一踏车又揩一揩镜片,揩镜片的时候,公共汽车驶到了前边,他又顶风冒雨将车子踏上来,不顾一切地跟上孩子的那个窗口……

“爸爸,当心!爸爸,别送了──”车的孩子再也忍不住,哇地一声哭了。

我孤零零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没人给我递东西,没人跟我说话,自然也没人在风雨中紧紧相随,苦苦相送。

妈妈还在学习班里,一分钟也不能请假。爸爸所在的“五七干校”在忙抢收抢种,谁也不许探亲送孩子。本来弟弟可以送送我,偏偏学校将低年级学生组成仪仗队,敲锣打鼓在车队前冒雨步行。

披红挂花的车队由学校驶出来,照例先去广场,先向毛主席塑像庄严宣誓。霏霏细雨之中我抬眼仰望,风雨中高高挥手的毛主席果真遥遥地指向南边;指向一派飒飒的风,指向一派沙沙的雨……

宣誓之后,车队绕市区主要街道游行。

我呆呆望着窗外。街头的梧桐长了新叶,雨水将它们洗得更绿更翠。电线杆上的红布标语松脱了,“上山下乡”的口号斜挂在屋檐那儿。凌空的电线蹲满了鸟雀,风刮来、雨打来,鞭炮锣鼓齐鸣,鸟雀经不住,扑楞楞腾空缩成一片惊惶的麻点

车内,有的男生开始咀嚼糖果,也还有女生依旧在抽抽噎噎地啜泣。车外的马路上,依然有众多的送行人在风中雨中疲惫艰难地蹬车前进。

我没有糖果,也没买点心,只随身带了一包干粮——小小的纸包捧在手里,还热热乎乎。那是妈妈天不亮就起床,一张一张为我烙的“千层饼”。饼里有葱花、有椒盐,葱花椒盐的香气一阵阵从纸包缝隙透出来。前几天,父亲托人捎回一句话,说去云南的知青专列经过成昆线,要从他所在的弯丘“五七干校”经过,他会早早就去铁路边等着我。

这趟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没有准确的运行图。父亲带着馒头和水壶死死守在铁路边上,从凌晨直到黄昏。当列车一个转弯,驶过残阳斜照的土坡,我看见父亲迎风而立的身影从窗外一闪而过,我探身窗外高叫“爸爸、爸爸”他却难以听见,我的心简直裂成了碎片……多年以后父亲告诉我,在铁路边等候孩子的父母不止他一个人。火车隆隆驶过的那一瞬间,他依稀听见了我的呼唤,便不顾一切在铁路边跑起来,趔趔趄趄,磕磕绊绊;他想抬头看清车上的儿子,又得留心脚下的路。眨眼功夫,火车驶过,空谷回音,他弯腰从枕木上拾起我从车上扔下的字条。我在颠簸中写了几行字:“爸爸,我走了,我会照顾好自己,您别难过……”。

这便是我的第一次远行。

那次远行是1971年6月24日。那次远行我会终生铭记。

 

 

 

作者:金 平    原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十五团一营,现在四川文艺出版社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