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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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边生活五乐章

·曾智成·

 

批准下乡

    1971322日,是我在成都的最后一天——我被批准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了!像真的参军一样,我们是通过了目测、体检、政审才被录取的。

    一切都以最快的速度进行。311日,宣布我们初中毕业  (我刚上了两年)。12日全校召开誓师动员大会——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13日报名,写决心书。15日应召,21日招收工作结束。23日上火车。22日,只有这一天是自己的。是自己在成都的最后一天。来得太快了,幸福伴着惆怅,我认真地想着今天应该做些什么?

 家里的水缸得挑满;几根不好划的柴禾要划掉;还要到粮店买最后一次米。这些事,都是几天前就想到的。母亲有七个儿女——三男四女。哥哥当知青先我一步走了。弟妹们尚幼。以后这些事,就要他们做了。想到这,我不安起来。可大势所趋,不去下乡,那怎么成呢?

 进站了。欢送的孩子们把乐曲奏向了高潮。不知怎的,一种激动、颤栗,突然涌上来。我一下觉得自己很高大,怀着骄傲的心情坐到了车上。我没见到母亲。当然见不到,昨晚我对她说了不要来。可这时,我又真想看到她。后来同学告诉我,我母亲是来了的,站得很远很远,在一个角落里……

 中午12点正,敏感的人从来回奔忙的车站服务员身上,知道要发车了。月台上刹时哭声震天,骚乱不止。可一声无情的汽笛,伴着“轰隆”一声巨响,火车徐徐开动了。

 这一天,是1971323日。难得一个春光明媚的好天。抵达农场

 随着车速的加快,我们逐渐镇静下来。这坐火车,还真像坐在屋子里,平平稳稳、不颠不晃。而坐车人,毕竟又都是才十六、七岁的少年男女。贪玩的天性,并没有被这一走就要两年才能回来一次吓住。抽烟的、闲聊的、打牌下棋输了在座椅下爬的闹得不可开交。车开到燕岗换车头时,我们打开了车窗。下面几个穿铁路制服的工人,正蹲在地上抽烟。见我们探出头后,他们问我们车跑得稳不稳?我们说稳。他们又问你们要到哪里去?我们说去云南当知青。这话说出口后,我心里直感到委屈:这么大的事,他们居然不知道!

 时值成昆线刚刚通车。路上走走停停,一天两夜后,我们到了云南广通。这里距昆明只四小时车路了,可我们不能去。原因之一是前两批到昆明后,惹了不少事。尽管怨言四起,可我们还是得服从。各人扛着自己的铺盖,又上了早已等候在下面的卡车。当晚住在楚雄。

    这一夜是在喧闹与狂笑中度过的。

    第二天一早车行至南华,我们下来吃早饭。十几辆卡车拉着一些像民工一样的人也停在那里。当知道我们是进里面去当知青时,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出来都搞不赢,你们还进去?”短短的两句话,有些姑娘吓哭了。有几个男同学,藏在草丛中想等车开后顺原路回去,细心的工宣队员,还是把他们找了出来。

    不知怎的,一片阴影自此就笼罩着我们。里面一定很艰苦。里面那些人又是什么样呢?温和吗?还是很凶?我们毕竟都还是没长醒的人,一种就要受气了的感觉油然而生。这种事在我们就快到目的地时发生了:两个蓬头垢面的上海知青硬要爬车。当领队叫他们不要上时,他们破口大骂,有一个竟拔出了匕首!

    匕首这玩艺,我们进入云南境内后,发现这里的男性,无论大与小,屁股上都吊着一把。带着它逛商店、下馆子,没有谁制止,更没有谁觉得不合时宜。像系裤子就得要一根带子一样合乎情理。是好斗,还是装饰品,我们不得而知。由于见多了,当那个上海人从屁股上抽出匕首后,至少男生中没有谁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加上世乱,同学中有玩刀的怕比这两个早。当即有人从车上跳下,皮带、三节棍,更多的是拳脚,叫这两个上海人饱饱地吃了一顿。这一架,是乡土观念造成的第一架。也是这一架,“梁子”结下了。打的那两个上海人,日后我们才知道并非等闲之辈。

    当晚住在团部。第二天上路时,有一半人留下来分在坝子上,我们上山。路还算近,车行至中午便到了。连队的清静、荒凉,使我们总感到还要朝前面什么地方走。可我们不走了,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八团三营新六连。我分在这个连的三排八班。

    连队依山坡建成,最上面一排房屋是三排,其次是二排,一排在最下面,紧靠食堂和一块还未平整好的操坝。食堂旁边是猪圈,里面关了十几头小猪。

    我们的住房是青瓦盖顶,土坯砌墙。推开房门,屋内的景象着实吓人一跳: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两人合抱的树桩,不高不矮立在屋当中。这大概是盖房人有意给这家幸运的人留一个“饭桌”吧。床是竹子搭成的。

    “蚊帐怎么挂呢?”

    “凳子也没一张。”

    “……”

    叽叽喳喳,我们这些男同学都有无数的烦恼、不方便,可想那些娇弱的女生了。

    喧闹一阵后,操坝上传来一阵哨声,还伴着一个沙哑的声音:“吃饭了。”

    饭是用一只只铁桶盛着,菜则是一个个小脸盆装着,八个人一盆,近乎是清水的汤里飘着几片萝卜。有女生一口没吃哭着走了。男的无所谓,狼吞虎咽地装了一肚子。吃完饭后,各班班长正式与战士见面。我所在的八班班长,是一个矮墩墩、笃实的山里人,浓眉大眼,黄衣裤,但没有领章帽徽,脚上打着绑腿。他吩咐我们放下碗筷后,跟他上山砍凳子。

    上山砍凳子!这倒新鲜,我们立即跟着去了。走了一小时,我们到了一片竹林。那竹子叫“龙竹”,每一棵都有海碗粗。把竹子砍断后,断下一截,两头节巴留着,一方砍平,三方砍穿,一根名副其实的竹凳就出来了。好心的班长又给几个女的一人带了一根回去。

    是夜,没有任何活动。除班长外,就认识那个叫吃饭的沙嗓子——连长。听说还有排长、指导员。可这些人连同班长、连长,一入夜就不知上哪里去了。连队就剩了我们。被抛在山上了!多愁善感的青年们(再不是同学们了),拿出当时最流行、最时髦的乐器——口琴,不由自主,吹出的第一首曲子是带着悲哀的……

    第二天指导员作报告。他的报告很特别,是从昨晚上我们吹奏的歌开始的:“你们昨晚上唱的(茫茫大草原)还不错嘛。但我听出了你们有一种悲伤情绪。是啊,从大城市一下来到这里,离开了家园,亲人,是会感到悲伤,不安心。别说你们,就连我也不安心。想着子子孙孙的骨头就要丢在这山上,能说没有想法吗?可话又说转来,不安心行吗?在场的除了你们,还有抗日战争的英雄,你们的连长——崔东贵。他大小勋章有十几个,可他还在这里。我……”

“别说了。”连长打断了指导员的话。

    “不,我要说。你们的连长,当年和日寇、国民党作战时,是一个了不起的侦察英雄。淮海战场上,我就是被他捉‘舌头’而变成了‘解放战士’的。现在我当指导员了,可他昨天还在另一个连队当菜地班的班长。只是新建连队需要人,才把他叫来当了个连长。同志们,不要再去计较个人的什么得失了。我们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我们又都是建设边疆的斗士。最后我再说一句,让我们团结起来,为建设好边疆有份热发份光吧!”

    “啪啪啪”,会场上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一双双带着钦佩和信任的眼光投向台上的指导员。可他又太不像个指导员

了。我们多希望他的形象光辉、高大些,好让我们给家里人写信时着实赞美一番。但不行,指导员生就个子单瘦。黄军裤,旧了的灰布棉衣随便披在肩上。脸上更难看,黑黄的肤色上,明显地带着疲倦。可他的心是好的。他坦荡、诚实,富于号召力。我真为有这个指导员高兴。妈妈呀,你在千里之外可放心了!

    接着两晚上,没有人再唱“茫茫大草原”,而是愉快地唱起了“送你一支玫瑰花。”

 

初试身手

 

    学习结束后,我们上工了。发给我的是一把斧子——砍树。没想到这总共不到两斤重的山羊斧,让我们在山上出尽了洋相。大喝一声向树砍去,却被猛地一下弹回来。甚至斧头从手中脱落弹到草丛中,弓着腰找好半天。

    一天下来,我们没有一个人砍倒一棵树。当然这里的树不是城里人见的风景树、绿化树。这里的树都是杂木,材质坚硬,树身粗大。听听名字就够你受的:檀木、麻栗树、佧佤树,还有干脆叫“钝刀木”的。

    没办法,第二天上工时,老班长叫我们谁也别干,先看看他是怎么砍的。“首先,脚要站稳,成‘八’字。握斧把时,松紧相扣。向树砍去要握紧,斧头不能晃,刃口斜着下。紧着斜口,再横起一斧,把刚才斜砍一斧的那块切下。视树的粗细.确定马口(砍树的切口)的长度。由上到下朝里削。还要学会左手甩斧,因为树的马口要两面砍。但这只对树干是笔直的。要是碰上一棵——就象这棵歪脖子树,就不能砍两面。掌握不好,倾斜的一面先倒,那你小命都会没有。不信,我砍给你们看。这棵树是朝右边歪的,理应只砍右边。现在我砍左边,你们让开,马上就知道了。”

    看老班长劳动,真是一种眼福:他横站在那棵树前,把手里的斧头掂了掂,猛一举起,只听“哗”的一声,斧刀切进了树身许多,再横一斧,“嚓”地一响,从树上蹦下一大块白花花的木屑。“哗嚓、哗嚓。”斧声此起彼落,煞是一曲在寂静的森林中响起的动听音乐。我们折服了。“走开!”老班长一声大吼,我们本能地朝后躲了躲。只听见“嘎嘎嘎”几响后,“嚓”地一声,树干突然撕裂,翘起的一头竟扫着旁边树的枝叶。“看见了吗?要是你们不知道,被这一撕挑着,还有命吗?好了,现在先学姿势。”

    没想到劳动还有这么多学问。在老班长手把手纠正下,我那天居然砍倒了两棵大树。树倒地的瞬间,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了劳动的伟大、自豪。你看,当树发出“嘎嘎嘎”几声轻响后,立刻带着一股风响迅速倾斜倒地,树干还跳那么两下。这一刻,骑在自己刚砍下的大树上抽支烟,不亚于庖丁解完牛那种快活的滋味。

    当时我们的工作就是砍树。山上有什么砍什么;大树、小树、灌木、竹林,砍不动还用炸药。我们碰到过一棵五人围抱的大攀枝花树。树太大了,斧头根本够不到另一边的马口。树又正在沟边,倘或弄倒后能倒在沟的那一边,就宛如架了一座木桥。常年生活在山上的人都知道“望山跑死马”。别看这沟两大步就能跨过去,真要到沟的那一边,至少得绕半小时的路。主意拿定后,老班长指点我们先用藤子把炸药拴在树身上,一边一炮,第三炮响过后,大树“嘎咕”一声,树干在树墩上转了一个整圈,完全照我们的意思,带着一股巨大的风响,“哇咯”一声倒在了沟对面。我们又用锛斧(类似锄头作的木工工具)把树锛平。嘿,一座漂亮的木桥就出来了。

    到这里,读者也许会问:你大写特写如何砍伐森林,不觉得罪过?当初我们也这样想。但六年后,看着我们亲手栽下的胶苗,已变成粗大的橡胶树并开始割胶,谁也感到把杂树砍掉,种这满足人类需要,又保持了水土不流失的橡胶,是多么合算的事。

    劳动的新鲜、喜悦,暂时抵消了由于剧烈的体力劳动带来的各种不适。月底,我们第一次领到了工资——20元(应是28元,扣了8元伙食)。大多数人丝毫也没犹豫,跑到要走六小时的山路才能到的勐撒街邮局,向家里寄了这20元!

    我也在寄20元钱的队列中。当时的想法只是家里收到钱的喜悦。20元,在我的家中会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母亲拿着这笔钱,会买多少米、多少菜。可几天后,问题来了:牙膏、理发、买烟、打煤油,这些都需要钱呀!没办法,只得到司务长那里借了10元钱。

    自领工资后,吃饭成了饭票制——每月35斤。食堂的菜总是清水煮萝卜、煮白菜、煮海椒。相比之下,清水煮海椒比较受欢迎。至少物有辣味,泡着饭三下五除二很快就完了。但这一吃,加上久不见油荤,又正值长身体发育阶段,饭票无论如何不够。添定量,要肉吃,成了迫切的事。

    连长把情况反映到营部。营长带着各连连长去察看了营部饲养场的猪儿,最大的也只有两尺长。口粮吗,每人一份,不够自己想办法。连长从营部回来后,向全队交了底。

    苍天有眼,第二天工地上叽叽喳喳吵个不休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了:营长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坐骑,现已剥皮切肉,打电话叫各队司务长去领马肉!

    这是到边疆后吃的第一顿肉。舀到我碗里有两调羹,还是伴着韭菜炒的(连长很了心,叫菜地割了刚长到半尺的韭菜)。什么马肉是酸的,我嚼着比龙肉还香!那一顿饭,就连最节约的人都吃了一斤!

    牙祭打过了,当月的日子也过了中旬。几个大肚汉断炊了;跟着小肚汉也告急。这时司务长宣布可用全国粮票买饭票,大肚汉们立刻翻箱倒柜,凑合了一月。自此后,挂号信纷纷寄至,家长怕孩子饿啊!靠家里也不是长法,家里又能拿出多少呢?于是乎,“盗”形成了。对象是菜地里的蔬菜、种在山上的芋头等。收工的队列,常见到肩上扛着公家的柴禾(规定每人收工必须抬一根),手里提着的却是那些“不义之物”。于是有为这些丢脸的。

    一个上午,本队的成都知青陈全贵、陈顺森,二人请病假在家。嘴巴痒得难受,相约偷桃。天顺人意,行窃时无人看见。足有三、四斤毛桃,陈全贵将其藏在被窝里。殊不知,司务长一脚端开门。知青的家不用多翻,铺盖被撩开了。晚上全队集合,司务长拿出红宝书,喊了一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二陈亮相了。指导员主持会议。连长骂娘到半夜……·

    管它呢,桃子没被没收。会完后,二陈嚼完了全部青桃。陈全贵睡到半夜突然饮泣起来。原来桃子毛毛沾在铺盖上,又钻到他身上;也许还想起了刚才的批斗会,心里难受,身上难受,又不好声张,只得靠眼泪了。

 这是到边疆后第一个男生哭。情绪波及到全屋、全排、全连。

 

一包腊肉

 

 生活太苦了,我们想用双手、用友爱去战胜。

 深夜响起陈全贵的哭声后,全连一夜没安静。第二天早上食堂打饭的窗台上,安安静静地躺着一包腊肉,足有五、六斤。弃肉者没留下话,更不留姓名。大家断言是个成都女知青。因为腊肉只有成都有,而男的收到包裹后,没有谁留得过夜的。

 这壮举震撼了偷窃者的心,震撼了大家。要知道,这包腊肉在主人身边,少说要陪她二月。可宰碎后倒在连队的大锅里,谁吃到肉没吃到肉都不知道。但别人拿出来了。拿出来就是奉献,就是友爱!这顿饭,没有谁敲碗,没有谁说话。打饭人递过饭票,炊事员盛好端出。连队甚至有些肃穆。

 指导员没有放过这机会。当晚大会上,他感情冲动地给我们讲了一件事:外国举行一次慈善募捐。富翁交了一百元,乞丐交了一块他刚讨到的硬币。主办人把奖牌挂到了乞丐的脖子上。我们这位不知名的英雄,也应该得奖牌。可我们没有奖牌,有了也不知给谁挂。同志们,向她学习吧。别辜负了她的心。有困难大家来解决。偷不是法。我们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向大山要宝;只有靠我们的友爱,战胜眼前的困难!

                 

短命砖窑

 

 连长带着我们办起了砖瓦窑。

 团部派了两台履带推土机上来推场地。顺便带来了砌窑子要用的砖。师傅是本队的两个湖南老工人。全连加班加点,二月后第一窑砖装好点火了!

    一窑砖3万匹。5分钱一匹,就是1500元。除去烧窑的柴火费等成本,一窑砖可净赚800元。800元,在当时是巨款。靠着这收入,我们的日子好过了。周围团转的连队煞是羡慕。连队的那位“借曲家”,大约受酒肉穿肠过的影响,居然有闲心创作了一首赞美山林、兵团的歌曲:我站在巍巍的高山上/一轮红日升起在东方/展望这美丽的山岗/一片绿色的海洋/啊——啊/兵团的早晨/绚丽的边疆/我要为你放声歌唱……

    是呀,此时是我们到边疆的黄金时代:收工有热水洗澡。上工时放在食堂的温水瓶,炊事员早已灌好。一顿饭除主菜外,总有一个汤或什么的。肉常吃。饭票也够了。晚上女知青结毛线,谈笑,用复写纸蒙在精白布上画绣花的图样。男的则无休止地摆着成都的“腿师”、三国、水浒、参考消息。

    连队一派和谐。知青们变得有教养、文明。男知青都知道打扫住房了。这时,风凉话传来了:新六连是明显的“复辟倒退,资本主义尾巴”。要倒霉,要倒霉!别人叨念着,我们的心也发怵了。自从窑子出砖后,没一个大官来过。也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反正砖在源源不断地卖出。还有订货的!直至最后,团部修招待所要在我们这里拉十万匹砖,我们才知道这件事被默认了。

 一定要烧出最好的砖!连长来劲了。我们也不例外。加班加点地出热窑、装热窑。十万匹青砖出来了。匹匹敲打都能发出“钢响”。笔者现在都能清楚地忆起出热窑的情景:汗水滴在砖上,“嗤”地一声就不见了。可我们心里愉快。要知道,团部来拉砖,就是一个窑子能保住的信号。

 但我们想错了,团部的砖虽还在拉,指导员则被顾车叫到了团部。半月后他铁青着脸回来了。

 第二天,连长告诉班长,这窑砖烧了不烧了。踩泥巴的牛  杀来吃掉。吃着这肉,我们想掉泪。但当官的事情,老百姓是  不会知道的。通讯员说指导员正在起草一份检查,题目是“我们是怎样走上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

人倒霉,什么事都会来。

三月,这时是云南炎热的旱季。任何一个地方划根火柴,  都会点燃一座山。而这时又是清坝(收拾耕地。云南讲究刀耕火种。把地荒一年,待来年砍掉地上的茅草、藤蔓、小树烧掉做肥料)的大好时光。

这天,连长带人去山脚下的甘蔗地清坝。他们点燃火后,就坐在那里等火全部熄灭后上来吃午饭。可没想到死灰复燃,先是一股淡淡的蓝烟升起,后变成了黑烟,还看见有燃尽的黑草节在飘。明显地感到一股热浪从山脚涌来。

“失火了!”“砰砰”,不知谁开了两枪(我们连是武装连,都发有枪)。

 这是到云南来见过的最大一次火灾。我们下去时,火苗已扑向了橡胶带。“砍树枝灭火!砍树枝灭火!”老工人高叫着。我们赶紧拿起刀去砍树枝。混乱之中,一女同志的小腿肚被刀砍了一半进去。大桠大桠的青树枝,起初还能灭下火,但扑不到两下,丢都丢不赢。因为树叶很快被烧光,又燃着了树枝。橡胶树终于被烧燃了。列位恐怕很难见到这样的山火:活生生的橡胶树,被火苗烤干,然后“轰”地一声燃起。树叶烧过,就燃树枝、树干。“我们跑不脱了!”是谁惨叫了一声。大家一愣神,才看见的确被火团团包围了。“快,跳水沟!”还是老班长灵光,他指挥大家跳进半山腰的一条水沟。救火,变成了躲火。我们伏在水沟里,火苗从头顶窜过向上燃去时,谁都想到离死不会好远。

 “男的听着,现在全部上去毁林灭火。谁要不上去,我他妈的认得倒下的,认不到站起的!”连长暴吼着,带头向火苗追去。我们一个也不敢拉下,随他冲进了火阵(毁林灭火,是扑灭山火中不得已才使用的办法。意即赶在火头前,砍倒树林,截断火路。但这需要正确地估计,快速的工作。我们穿过了火阵,头发不会有了,脸烧烂了,衣服冒烟了。但没有谁被烧倒。越过二十几条橡胶带后,我们动手了。仅只七、八分钟,我们砍倒了两排胶树,又铲尽了全部杂草,一条干干净净的防火带出来了。这时,才有几个人发现自己的脚在铲草时被锄头划烂了。

 火,终于灭了。但五十多亩(一千余株)橡胶树化为了灰烬。第三天,师部、团部的大官们来了。宣布连长降为副连长。指导员解除一切官职回原连队。工作组随后就到,新六连要从根子上整理。

 心情沉痛地,我们列队送走了指导员。他想不走,我们想挽留,但谁也不能把话说出来。

                 

知青游戏种种

 

 火灾风波过去后,工作组住进了连队。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一个知青收到了家中的电报:母病危,速回。

 这个知青理所当然地去请假。工作组连夜研究批不批?最后批了——事假两月。    这是到边疆后第一个知青回家。已被淡忘的思乡风波又骤起。那夜,许多哭声从房间里传出。成都,多好呀!那里的泡菜、凉粉、亲人、春熙路、万岁展览馆,哪一样不勾起对故土的眷念,哪一样不催人想到——要是明天是我回去该多好!

 我们全集中在那个知青的茅屋。屋里坐不下,干脆扯到操场上。傻乎乎地,我们帮他设计着回家的方式,全忘了是他母亲病危。

 “最好打个电报,叫他们到车站来接。”

 “不,突然袭击。效果一定精彩!你妈或许会一下从床上坐起来。”

 “你进门第一句话说什么呢?”

 “到成都是晚上吧,先去看看人民南路的水银灯。”

 “借曲家”抱着六弦琴来了。他唱了首新歌:从四川到云南/千里路途万里遥远/告别了家乡/告别了亲人/支边到八团

 昨夜里睡梦中/妈妈来到我的身边/双手抚摸儿的笑脸/泪水涌心间……

 歌声完后,男知青向女知青表演了一张靠背椅坐二十个小伙子的“绝技”。其实就是一人先坐在椅上,另一人坐在他腿上,再来一人坐在这个人的腿上,以此类推,这张椅子可坐下全世界的人。女知青笑骂男知青哄鬼,但男知青还是逼她们表演了节目——合唱《成都小吃》。

    喧闹了一夜,那个要回家的知青连党都没睡成,打早下山了。

    或许他还没有走到成都,三师(云南瑞丽)那边传过来一个恐怖的消息——十位女知青被深夜里一场大火烧死在屋里!

    人们还难以置信时,我们传达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的通告,这件事是真实的:两个上海男知青晚上看“黄色小说”,一人起床解小便碰翻了桌上的煤油灯,引燃了竹子搭成的桌子。两人没有呼叫,而是自行扑火。但火燃着了蚊帐,立刻窜上屋顶燃着了茅草,火焰刹时传遍了整幢用竹子茅草搭成的屋子。睡在那头屋里的女知青,由于害羞,又加上怕土匪,睡觉时把门抵了又抵,大火燃起,一下没有出得门,不一刻,屋架就被烧垮,她们要想再出门已是不可能了。待后来把她们刨出来,十个女知青有抱在一起的,有双臂交叉蹲在地上的,还有蜷成一团的,惨不忍睹……

    死者的家属全从成都接到了当地。碰翻煤油灯的肇事者判了十年徒刑。

    同来的竟有人弃尸异地了!知青们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和焦虑中。我该怎么办?不必隐讳,当时每个人都在这样想。什么办法也没有,还是要在这里扎根、开花、结果。

    枯燥乏味的生活,凭空又添上了未知的危险,我们那段时期,真是惶惶不可终日。

    来边疆一年了,我们长了个头、肌肉、力气,嘴唇上也出现了男人的特征。生理上和思想上发育带来的物欲和探求欲,直像一只只小手从体内伸出。我们需要物质、精神,但现实中,饭又吃不饱了。电影倒是每月一次,片子却永远是那四部:《奇袭》、《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还有一部《平原游击队》当捎带只演过一次。看书学习,可书在哪?学哪门?学出来有什么用?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农场领导号召知青“三不去”,招工不去。读大学不去,当兵不去,一句话,扎根边疆闹革命。于是不少的人开始了消磨时光的荒唐游戏。

    “打二十四”,这是一种牌戏,其实也还是一种学习算得快的办法。四个人,J11Q12,k13A算二点。4张牌,加减乘除任随用,但每张牌都要加入算式。谁先算出,牌就归他。输了的去操场跑十转。这是较文雅的一种,粗野的莫过于打牌输了灌冷水。

    笔者参加过此游戏。两个脸盆装了满满两盆水。打对家,规定输了的一家喝一“知青盅盅”。那一盅少说也有三、四斤。当过知青的都知道这盅盅,也一定知道它那耸人听闻的大号“没良心的”。

    一批“骚客”出现了。他们或吟唐诗宋词,或也习作一二。也亏了他们,一首消饱胀的“诗”被知青广为传阅:烟/一根白色的蒿杆把我扯进无底的深渊/我在深渊里吞云吐雾/一个月的工钱/就随着你化作了/——烟。烟。烟!

    “借曲家”的队伍扩大了,还发展到了自己谱曲。可他们谱的曲,起初还想炫耀,后来自己都不敢把声音弄大了,猪叫、猫叫、狗叫都像。要是歌词中再来点抒情的“啊——呵”。听的人保准会说:我还想多活两天。

    逢到赶场,众多的知青都会去。因为赶场毕竟能开点洋荤。虽说要走半天,但场上的商店、书店、饭馆、邮局,还是促使知青们爬山涉水要去逛逛。“借曲家”一次赶场回来编得的一首歌,足以道明赶场的心情:兵团战士/发了工资就赶勐撒/就赶团部/皮鞋沙沙响/“拿波”闪闪光/全为了商店的碗豆糖……

    是呀,买得一包糖、一包饼干带回去慢慢嚼,在街上吃得一顿哈喉的莲花白炒腌肉,爱学习的人买得一本好书,都将使人愉快一星期。

    但在赶街时发生的一件事,令人现在想起来是多么不可捉摸,而当时做着却那么自然:十几个男知青逛到饭馆门前,碰上一笼刚蒸好的白面馒头从里面端出来;一个知青停下了,两个停下了,十几个全停了下来;终于,第一只手下了五爪,跟着十几双手都伸了下去,一笼馒头被抢了多半。

    饭馆的工作人员呆了,甚至没有一个人追上来要钱。

   

  作者:曾智成 原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八团三营新六连,现在四川省图书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