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赋三篇

 

 

 

 

周良宗·        

 

 

 

 

妈妈,我多么想害一场病啊!

——引自当年给母亲的信

 

 

赋一:病的哲思

 

    我们农场的传统精神是“干”,万事万理,“干”字抢先。劳动叫“干活”、吃饭叫“干饭”,服药叫“干药”,延伸开去有“干肉”、“干鸡”、“干狗”,骂人时说“干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干字贯穿。五一节因为叫劳动节,所以这一天绝对不会休息,统统得“干社会主义”。六七月份谷物熟了,早晨天色麻麻亮就要下田,一直干到天黑,挑了灯再干。平常日子,吃了晚饭还要参加一个钟头的劳动,美其名曰:“干义务劳动”。

知青不是农家子弟,在城里娇惯了,“耍”字当头的多,哪里经得住如此巨大的变迁?就有人动脑筋想办法。

农场当干部的开名目繁多的会议,会场即休息场,所以连队的指导员连长最渴望开会,每逢到场部开会这一天,总要穿戴整齐,收拾得干干净净。在田里劳动的知青最嫉妒他们去开会,每当大道上过来一二个穿得整洁的人,大家总要把弯得酸疼的腰直起来,目不转睛地看定那人,看那人由远及近,由小及大;再由大及小,最后变成一颗苍蝇屎;

我有幸品尝过这种注目礼,因为我是卫生员,偶尔背了药箱,穿着白大褂,在绿茵茵的田野里平平静静地行走。但是,一经发现大家都在看我,我顿时就会汗流浃背。

女知青也略有喘息机会。我曾经读到一页文件,它是从人道主义的或是卫生劳保角度规定的,大意是说,妇女经期可以给三天例假,不下水田,但应从事其它劳动。

开初,有人羞涩,不敢说自己来了那个,但是后来,一在繁重的活路压力下,羞涩宛如一道薄薄的轻纱被撕破。越来越多的人申请例假,班长排长来叫上工。每每有人直言不讳地说:

“我请例假。”

男知青好羡慕,心里也有了牢骚,就在连长面前说;“我也要请例假。”

粗野的连长就骂:“把你的小雀雀儿割了我就给你例假!”

生病也可以。生了病就可以不出工,独自睡在床上读小说,或是静静地想许多事情。开饭的时候,伙房还专门做了病号饭端来。别人见了,心里馋馋的禁不住流口水。其实病号饭只不过是一碗面,然而在吃大锅饭,吃水煮菜,喝玻璃汤的知青眼里,一碗面已经是美食了。后来,大家都聪明起来,”病号骤然增多时,病号饭就被取消了。

真生病也不安逸,发烧、呕吐、腹泻、疼痛,没有一条是好受的。倘若闹出大病,挨刀不说,搞不好还会白白丢了小命。

怎么办好呢?有人就想出一条简单而又行之有效的办法装病。

过去大家骂装病的人很奸滑,现在回头想想或许会抛弃偏见,觉得他们有些聪明有几分灵气。

一切存在不一定正确,但是必有它存在的道理。

 

 

                赋二:病的欢乐

 

 

我在农场医院干了七年,见过许多病人。害伤寒痢疾肝炎肺结核的,害肾炎胃炎肠炎尿路结石的,断胳膊折腿骨头生瘤或流脓的,吃尿素喝六六六镰刀砍头菜刀断喉的,没有一个不是痛苦万状。

唯有我的这一位老兄越是生病越是精神。他是我的中学同学,毕业后一道去支边,我分在医院,他分在水稻连。他活得比我自在,我活得十分拘束。他的本名叫丁一义,绰号叫“公子哥儿”。他聪明,装病技艺高超,甚至蒙骗了有火眼金睛之称的老医生。

农场场部建在一座山坡上,医院紧邻场部。公子哥儿从坡上跑下去,立即又跑上来,往往返返好几趟,不歇一口气,马上又叫两个兄弟伙一边一个架起他左右臂膀,匆匆忙忙跑到医院,捂着肚子哎哟哟叫。

门诊医生偏巧是个学中医的老学究,心善性软,看见公于哥儿面色苍白,额头上汗水涔涔,哀叫声又凄惨,就马上收他入院。

住院很舒适,有护士侍候,有病号小灶,还有一些病友。住进去没有一二个星期是出不来的。

公于哥儿躺在洁白的病房里,“病情”立即好转了。他美美地睡,美美地吃,休养了两天,感到寂寞无聊,就东窜西窜找了几个病友凑在一起“拱猪”。“拱猪”很有趣,几个人拱了几天猪拱出了友谊,都不想离开医院。于是,公子哥儿的“病情”由无名腹疼症又转向了低烧。

这一天,公子哥儿又和牌友拱猪,手气欠佳,他已经当了几盘猪了。大家认为脸上粘纸片和夹耳朵已经难以激励他翻梢,就把惩罚改作含筷子。筷子一头含在嘴里,含久了口腔粘膜受刺激,唾液剧增,口水就顺着筷子头往外流,滴答滴答。

这时,护士来测试体温脉搏,把温度计递给公子哥儿就走了。

公子哥儿正忙着翻梢,就忘了这事。

一会儿,护士来收温度计,脚步已到隔壁病房,公子哥儿急忙中把温度计插进茶杯里浸泡了两秒,提出来不及看一看多少度,护士已经走进病房,公子哥儿慌乱中递过温度计。

护士一看温度计,十分惊讶,竟会是4loC。她瞪大眼睛看看这个盘腿坐在床上、头上戴尖纸帽嘴里含筷子、口涎顺筷子流的病人,哼了一声,转身出去请来主治医生老李。

老李冷冰冰叫他睡平,拿听诊器听听肺部,又膨膨叩击几下,按按他肚子,到处鼓捣一通,提笔开了出院证,喝令他起床。

公子哥儿说:“我还在发烧。”

老李气势汹汹说:“你是在发烧,发高烧:叫你们连长来,看看你高烧的模样。”

“饶了饶了,李医生,我走我走。”公子哥儿知道事情败露,边说边退。

第二天,“医院又驱逐一位“发热”的病人。原因是他把烟头放在温度计头上,烤炸了温度计。

 

 

                赋三:病的悲剧

 

 

当一个知青患了痼疾,他作为一个劳动力的价值也宣告结束,乡村就会嫌弃他,接受再教育的钢锏也不能再拍到他身上。他的唯一出路是滚回出生地。

在农场医院那狭小黑暗的放射室,我用30毫安的爱克司光机洞穿过许多人的肺心胃肾膀胱子宫,我永远忘不了的是一个“上海阿拉”的肺。

机器轰轰响,咔嗒,继电器关合的刹那,荧光屏上显露出黑色的肋条和心脏。正常情况下,肺应该是清晰透明的。然而,这张肺左边肺尖部出现了一圈环状的阴影,阴影中的透明度增高。我的心剧跳了一下,下意识拉严了口罩。典型的空洞型肺结核!我下了诊断意见:空洞型肺T·B。

我注意到这张肺的主人是一位上海阿拉,男性公民,二营的一名技艺平平的割胶工。他很清瘦文弱,像风中的一枝芦苇,我怀疑他怎么可能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他看着我白口罩上边两只碌碌转动的眼珠,忧郁地说:

“我咳血了。”

我说:“整不好还会吐血。”

他听了立即眉飞色舞,眼睛里射出光芒。拍着我的肩头说“阿拉活了,阿拉有希望啦!”

我莫名其妙。

这时是一九七四年,支边的第三个年头。已经有两批知青跳出了这山环雾罩的小坝。跳出去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地刺激着知青的神经。在这时,我乘风破浪入了团又入党。

当时还并无“红道”“黑道”“黄道”之说,但是,实际上存在这三股小道。“黄道”搞钱。二师这边不行。三师那边

通缅甸,有人搞杜仲当归出去,搞外国手表打火机进来。“红

道”凭汗水和机智,当兵读书跳出去;“黑道”有一招:生病或装病退回城市。红黑两道殊途同归。

我作出空洞型肺TB诊断的第三天,我看见那位上海阿拉精力充沛地在场部走动,其后又见他在场部露了几次脸,就再也没看见他。

他异常迅速地被恩准回上海,以免肺结核细菌传染别人。

许多知青从此获得了巨大的启迪。我那黑屋子里的荧光屏上便显示出了贴在肺部的锡铂。

烂肺病退并不算我们农场的首例。上海知青比我们五中的知青早到农场几个月,当我被分到医院的第一天,我便窥视到了病房里躺着一位上海女阿拉。

她很漂亮,下半身瘫痪,瘫痪了也很漂亮。

医院里诊断不出她瘫痪的原因,就让她躺在病床上接受物理治疗和中草药治疗。疗效等于零。

上海女阿拉保持着自己出生地的文化素养,她爱说笑也爱唱歌,更爱在深夜细细哭泣。她珍爱自己乌黑的浓发,每天要用绿色的塑料梳子梳理。她欣赏自己丰满红润的脸庞,她知道旁人也欣赏这张脸,就总是在上边擦一点香喷喷的百雀灵,使人家久久遗憾上天怎么忍心把灾难降临到这样一个漂亮人儿身上。

最要命的是她爱清洁,每个星期必须洗一次澡。医院里害怕她生褥疮一类的皮肤病,也保证满足她这—个微小的但是实施起来特别困难的要求。

困难来自于把她从病床上抱起来,抱到供她洗浴的那间房子里,抱进澡盆,完毕后依照前边的手续,再把她还回病床。

不乏有人渴望完成这一神圣的使命,但是跃跃一试之后,就在遗憾里灭了这种渴望。

她有一米六八的身长,加上躺在床上天长日久的疗养,身体有一定重量,一般医生是抱不动她的。

    医院最后决定一个干脆不是汉人也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的人专职完成这个任务。那是一个佤族青年,皮肤黧黑,身躯矮小却异常壮实,他的扑虎擒豹的祖先给了他一身好力气,使他大有用武之地。他姓李。

    李第一次把上海女阿拉抱出来,在红通通的太阳地走的时候,大家都惊呆了。李有这么大的力气,他的颈子上有那么一条丰润如玉的手臂。

    上海女阿拉很快病退了,开了病退的先河。

    病退是一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哀,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抛弃,也许还是一种对美好前程的主动选择。我们知道一种浅易的道理:乡村都不要的人了,城市还会给这种人什么甜果子呢?日后的事实证明病退的人将永远背负着一种重压——档案上写得分明:病退。

还是有人积极创造条件走这条路。

(附一段信):

“妈妈,炎热的夏天又来了,你知道吗,炎热的夏天来临意味着大战红五月红六月开始。每天强劳动在十小时以上,全身疼得恼火,人像要死了一样。妈妈,我多么想:害一场病啊,好好生生睡几天。我后悔没跟爸爸去 江煤矿,哪怕是去当一名木匠……”

 

 

作者:周良宗   原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九团卫生队任卫生员,现在成都市西北中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