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八路”纪事

                             

·徐琳基·

 

 

    那个年代那个年龄的女孩子,大都梦想过一件事:当兵。我就很想,可是不成。这事牵扯着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什么的。

    当兵无望,就去支边。不想去了就发军装发领章帽徽,倒把我弄得一愣一愣的。

    后来才闹明白,军装只有宣传队发,其他是不发的。再后来才弄清楚,宣传队的军装等于门面的作用。那时每个师或独立团都有一个宣传队,是年节不是年节到处宣传。报幕的往舞台上那么一站,雄赳赳地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某某师或某某独立团演出来了,你想想不穿身军装说得过去么。

    不过细心人看得出这身军装的颜色和布料都不怎么地道。穿上它在普通百姓跟前晃悠晃悠,还可蒙混蒙混,心里很能满足一下子。那阵子挺时兴拥军,走在小县城里遇见买东西吃馆子排队还可以优先。特别是那些男队员,清一色四个兜,看上去跟集体提干似的。头一回上街就让县城的人们吃一惊:阿嘿!哪来的这么多小军官。乐得一个个颠儿颠儿的。就怕遇到军队上的兵,遇上了不由得就有些躲闪的动作,怕人瞧出破绽。有一回两个男队员在街上吃馆子,就被部队纠察给纠走了,亏得领导赶去解释又解释,人家才将信将疑地放了人。本来嘛,边疆地方!最恼火的是到部队演出。人家热情得很,往往等你一拢就来个夹道欢迎,一队人马明摆摆地从那么多热烈的打量中滤过,口里喊着向兄弟部队学习,心里发虚,觉得自己象伪军一样。

    越是如此,我们越想做得象真的。出外演出住了人家的屋子,走时收拾得整整齐齐还把院子打扫了。吃罢饭抢着争着收碗洗盘子还正一正军帽顺便来上一段“浑身是胆雄赳赳”或是“翻身道情”什么的又把炊事员给慰问了。然后只听集合哨那么一吹,蹬蹬蹬奔去站好队“涮”地向右看齐挨个吆喝着报数完毕。弄得人家只好夸真象“南京路上好八连”。当然这都是当着人面,没人的时候那知青的潇洒就不说了。所以每到一地下车之前队长总要提醒提醒,妈哟还是注意一下军容风纪。有男队员接口说锤子!再注意还不是“土八路”的干活。边说边提白衬衣的领口再把风纪扣钩得严严实实。大伙儿一阵哄笑自顾着收拾形象。

    说起我们队长我现在连他的模样都记不清了。一来他集合站后排,二来当时乐队没人拨大阮,他扔下自己的小提琴去拨。大阮虽然也是低音乐器,可就不象整大贝司那样养尊处优坐得高高在上。所以他总是伴根烧火板凳埋没在乐器堆里。挑他当队长可能因为他岁数最大,他那时十八岁了,而且有当干部的资历。中学时候他就做过校红卫兵总勤的负责人,我见过他的背影,用很麻绳把公章拴起吊在裤腰上一甩一甩的。记得宣传队刚成立不久,在男队员住的营房后墙上发现一首诗,好多知青说不得了是首反诗。我看了一下不大看得明白,古里古气的是有些儿宋押司浔阳楼所吟那味。那天排练之前章干事集合队伍说,是哪位同志写的请主动到我那里讲一声。章干事是团政治处派来管我们的,相当于指导员的意思,也是我们宣传队唯一真正的现役军人。章干事话音刚落就听后排他的声音说:“是我。”我不由得转身去看,似乎只看见两撇淡淡的小胡子。章干事愣了一下,说那诗你抄的吧?你不会写这样的诗你也写不出是不是?不。不是抄的是我写的。章干事无可奈何地看了他一会儿就说开始排练。我们都以为他这回肯定倒霉,可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还有一回印象深刻的是在后山放炮开渠引水的时候,我和另两名男队员用钢钎撬一块大石头撬不动,队长竟然走过来双手举过头扔进了山涧,吓得我们呆头呆脑许多日。

    在宣传队,不演出就排练,不排练就栽秧子修房子,不过演出的时候也不少,有时连续一两个月天天演,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每天午饭后出发,闹到深更半夜才裹一件军大衣蜷缩在解放牌大卡车上忍受南国寒夜凉风透骨的袭击,一歪三倒地返回营地。要是夏天演出完了我们爱把马车打发回去然后凉凉爽爽走走夜路,看簸箕大的圆月,在仙人掌高大的剪影背后,亮堂堂地照彻碧净的夜空。一觉睡醒又等出发。这样,上午就闲,闲得无聊。这时就听见“得得”的蹄声,便知有农民赶驴驮东西打营房经过,便拿农民开心。

    这一天远远地又响起“得得”声。演“老四”的李娃冲进我们宿舍来借我的枪——当然是道具。我演娘子军,就操起这杆枪一举一举的,把腿一提一提的稀里糊涂一会儿就下来了。“老四”拿枪做什么,我好奇地跟去瞧,就见“洪常青”挎着他舞台上那把盒子炮,“老四”端着我那杆步枪,两个人正拦住赶驴的农民喝斥,问驮的什么。那农民吓得抖兢抖颤,忙说大军是梨。驮去干哪样?卖。卖?你投机倒把!没收了。“洪常青”把盒子炮一挥,一旁看热闹的几个见了,大叫大军使不得。正闹嚷嚷的,队长不知哪儿冒出来了,恨恨地说要吃梨,买,别干缺德事!他问农民要多少钱,农民说了个数。队长伸手在军衣口袋里摸出一包“绿叶”和一把零票子看了看又问,换不换粮?农民忙说换,换,三十斤。队长给了农民三十斤粮票打发他走了。

    吃梨!“老四”拣了个大的递过来。吃个球!队长抬脚踢了一下垛子骂道,妈哟都成土匪了,有胆子提了家伙到团部抢去。团部使的都是真家伙去找死呀?“洪常青”啃着梨甩出一句。

    也好,此后过往驴帮再也没遭“剪径”了。

    三年后,建设兵团要改国营农场。解放军的牌子摘了,“土八路”也做不成了,可那身军装穿了三年居然都很扎实。有队友拿它跟农民换了一只鸡,于是纷纷仿效,都把军装换鸡吃了。

    我的那一套至今还留在箱子里,不想提它也不想给人看。如今该扔了它还是留着它?它是一段历史。我拿不准。

 

    作者:徐琳基 女 原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三团,现在《四川工人日报》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