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里的芭蕾

 

 

杨建华·

 

    初到云南,奇异的边疆风貌还使我们这些刚刚从大城市出来的学生感到新鲜,然而时间一长,先前那种“水中浮萍”般的浪漫便逐渐消逝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来审视世界和自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生活,使我们感到一种莫名的哀愁:远离城市,今生今世就这么脸朝黄土背朝天地生活么?有一个姓廖的知青很是动情,每天晚饭后,他就邀约一群知青去连队后山,朝着成都的方向唱那首文革中走红的歌曲《远飞的大雁》。歌声传来,凄凄惨惨,使人黯然泪下。

    再往后,生活的艰辛使一些知青开始讲究实际了。他们不再把日光投注入思念故土的“情感建设”中,而是潜心于如何在现有条件下,把自己的日子打发得更实惠些,我便是其中的一个。

    我自小喜爱文艺,尤擅组织别人排节目。当我累得不得了的时候,我就常考虑怎样才能摆脱艰苦的劳动,可否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作为突破口。1971年7月初,一条令人惊喜的消息传来;八一建军节那天,团部要举行文艺会演,通过会演,要物色一批人员组建团部宣传队。我来劲了,恨不得这个日子早点来。连里决定让我牵头搞一个节目去参加会演。搞什么节目呢?当时我们连队有一个成都5中的女知青,叫王捷,据说在学校的时候她就跳芭蕾舞,扮演《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足尖能立起来。凑巧的是,临来云南前,我买了《红色娘子军》的舞台演出本,我虽不会跳舞,但我懂舞蹈语言,于是,我就可否编排《红色娘子军》中的一个片断这事征求王捷的意见,她欣然同意。这样,我们排出了《红色娘子军》第一场的后半部分——“常青指路,奔向红区”。

    没想到会演时,我们的节目大爆冷门。深山里跳起了芭蕾,这事多有意义啊!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佤族同胞,以及当时领导生产建设的部队官兵都惊异不已。很快,“跳芭蕾”成了全团的热门话题。8月 15日,兴许正是冲着《红色娘子军》的缘故,我和王捷都收到了调令,要我们到团部筹组宣传队。一想到马上就用不着再头顶烈日去劳动,我高兴极了。去团部那天,几乎全连的知识青年都涌来为我们送行,我的几个要好朋友送了一程又一程,但他们没有什么话语。我知道他们的“出路”还是一个未知数,使极力压抑自己的情绪。又过了半个月,宣传队建立起来,共29个队员,除两三个佤族外,全是知青。我们革命加拚命地编排了一些简单节目,于国庆22周年时作了首场演出。《红色娘于军》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头节目。尽管限于条件只演了舞剧中的第一场,但为以后排练《红色娘子军》的全场奠下了基础。

    10月一过,团里就接到师里的通知,说是1972年春节要进行全师大会演。我作为编导,很为节目发愁。我们团政治部的常副主任当时直接管理宣传队。他提议,可不可以把《红色娘子军》的全场排下来。我提出有很大困难,一是我们人少。而《红》剧有100多个人物;二是没有服装、道具、灯光、布景;三是这么厚一本书,光是“照本宣科”也不是四五个月就能完成的。谁知常副主任板起脸训斥我:“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他还说:“毛主席的话,我们不听,谁听?革命工作,我们不干,谁干?”最后他说:“你必须干,我可以为你开绿灯!”我吞吞吐吐地答应以后,每天就关禁闭似的,别人去干活,我就啃那本书,要么,就放唱片、画图、写舞剧的动作语汇。团里还专门租了《红色娘子军》的电影片子给宣传队开小灶。弄来弄去,大约不到四个月,《红色娘子军》的全场排出来了。是怎么排练,事后我真不敢想。我只记得好多人都是一人扮几个角色。为了不误场,身上重重叠叠地穿了五六件衣服,根据需要,一件件地脱去。有些女知青,鼓鼓囊囊地穿了一身后,往台上一站,伊如孕妇,甚至因衣服太多太重,连足尖也立不起来了。服装几乎全用麻布、纱布经过染色缝制而成。上面的花纹,有的是涂抹银粉,有的是贴纸。团政治部副主任冯大宏经常来宣传队,一来就出些点子。有一次,他号召要不惜一切加紧排练,上班时要练。下班时也要练,甚至走在路上还要练。有个知识青年问他,那么,上厕所时练不练,他说,练!乌兰牧骑就是在马背上练出来的。出于挣表现,也出于一股热情,以后,很多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真的不分什么场合都练。我还记得有个女知青打饭时也在跳,结果踩进放在地上的米汤盆里去了。

    到师部所在地临沧会演,我们全然沉浸在一片幸福之中,因为全师3个团,4个独立营,再加1个师部宣传队,一共八支以知识青年为骨干的队伍济济一堂,真可谓盛况空前。虽然大家互不认识 但因为都是成都知青,所以彼此之间很亲热。尽管我们团演出的是“土芭蕾”,但是鹤立鸡群,还是被评为一等奖。我们高兴得蹦了起来。师部要求我们,首先在临沧地区的党政军部门和一些工厂作巡回演出。我们更是巴不得,打从头年到沧源县勐省坝,八九个月里,还没有人出来见过世面,真亏得《红色娘子军》,使我们出人头地。当然大家还幻想着,说不定有朝一日,我们宣传队会开到昆明去演出呢。

    到人民解放军驻临沧32师和驻双江县部队演出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这两个部队差不多倾巢出动来看戏,特别是那些四川籍军人,更是围着我们转,谢幕很久了还不愿离去。有些战士还拥到后台与我们拉家常,问四川的情况。还有些战士说着说着就哭了,拉着我们的手,久久不松开。那时,就是这点老乡情谊,常常使我们忘却生活的艰苦和工作的繁重。

    我们载誉回到团里,团政治部很快就决定我们遍演全团。那时,我们团的电站在远离场部十多公里的深山中,机耕道很不好走,一边是高耸的红土山,一边是湍急的拉勐河。夜间,山风吹得呜呜响,路上还会遇到人们传说的深不测底的“落水洞”,永远走不到尽头的林中“无底路”,和一种能卷起人来吸血的水中怪物“河席子”。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知青们怎样生活?我一方面出于好奇,一方面确实考虑到那里的文化生活极其单调,于是提出先去电站。那次到电站演出,还有好些上版纳寨的佤族同胞打着火把成群结队从高山上下来观看。他们第一次看芭蕾舞很稀奇,我们呢,第一次见到高山上的侠族,也开了眼界,黝黑的脸庞,蓬乱的头发,粗糙且裸露不堪的服饰,真是风俗未开的样子。

    1973年春节,我们团为了和地方搞好军民关系,命令宣传队到地方慰问老百姓。我第一次去到沧源县,县城在我们9团南部62公里处,离缅甸已经很近了。我们抽空去转了一趟街子,整个走遍了也难见几个汉族人。那些佤族同胞一逢赶街就去抢购盐巴,大箩小箩地买。当地人说,这些佤族人是缅甸来的,因为紧邻沧源的缅甸一方是游击区,买不到盐,只好越国境过来。街子上的交易也很奇特,不用秤,数个数,出售的多是芭蕉、芒果、黄果(广柑)。缅甸来的佤族人一般带黄果卖。他们多是卷发,黑皮肤,小伙子要么穿尼龙衫,要么一块黑布裹住身子了事,姑娘大多用额头背一个箩筐。最难忘的是,我在县城亲眼见到了跨越萨尔温江来的缅甸东部土人——掸邦人。她们脖子上的金项圈很多,据说是人长 岁,就会上一个,日久,随金项圈的增加,变成了长脖子女人。我还数了一下一个妇女脖子上的项圈,有32个,说明她32岁。她嘴上衔一杆银烟,满口焦黑,双眼外凸,十分可怕。

    春节初一,应县政府的要求,我们宣传队开到了距县城28公里、刚好位于国境线上的沧源县芒回煤矿演出。去芒回煤矿的路,弯弯曲曲在国界上延伸,从中国一方可以看到缅甸公路上奔驰的大卡车和在梯田里劳动的农妇。当时,我们还对着国界那边田里的缅甸佤族人喊话,他们也友好地咿咿呀呀地吼。汽车经过一条很深很窄的山沟,这里离缅甸只有10来米远。陪同我们的县委宣传部的同志说,沟里立有1954年周恩来同志亲自裁定的国界桩。正说着,对面山上突然响起了枪声,县上的人说,这是解放前夕逃到云南境外的国民党残部开的枪,他们经常袭击边境上的村寨,他还叫我们都蹲下以防流弹。真遗憾,因为打枪,我们没能下到深沟去看国界桩。

    一路颠簸到了芒回煤矿,那里早已搭好了戏台,由于地面不好,矿上就在地面铺了一层竹席。当天晚上,我们就在竹席上跳开了《红色娘子军》。竹席软绵绵的,根不好立足尖,可这是把芭蕾舞跳到了国界线上,非同小可,大家就不说什么不好。演出进行到第二场时,一个佤族小伙子突然吼了一声:“吴清华,思歹冒!”(低语:“吴清华,好得很”)接着,许多人也跟着吼了起来,把吴清华扮演者王捷吓了一跳,竹席一绊,摔倒在地,整个演出一时乱了阵脚。演出结束后,佤族人就到处燃起火堆来陪伴我们,一群一群的佤族男女咿咿呀呀地唱着什么,县上的人说,他们感谢你们。我趁黑环顾了四下,周围全是山,有一处山顶火光冲天。矿领导告诉我,那就是国界线,紧挨国界燃大火的地方是我们的一个炼焦厂。这一夜,大家挤在一起睡地铺。第二天,矿上请我们参观采煤,还招待我们吃肥砣砣肉,我虽怎么也吃不进嘴,但我切切实实地领受到了矿工们的一片心意。

1973年夏天,因为“农业学大寨”在团里掀起了高潮,我们9团宣传队奉命解散了。知青们各回各的连队。可能出于将来还要用我的缘故,我暂时留在团政治部打杂。两年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给我们这群知识青年带来了幸运和欢快,它使我们在频繁的演出中,增长了见识,接交了朋友,使我们在工作、学习、劳动中建立了友谊,当然更使我们有较多的机会了解边疆,了解佤族人民,了解我们知识青年共同的生活。虽然这以后,我们9团又组建了几次宣传队,但却再也未能排出《红色娘子军》的全场。18年后的今天,当我重新捧起当年用过的那本厚厚的、已经开始变色的《红色娘子军》舞台演出本时,我仍然非常激动,仿佛当年的生活一幕一幕又重现在眼前……

 

 

作者: 杨建华  男  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九团宣传队, 现在四川省委统战部经济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