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的回忆

 

 

·蔡永宪·

 

    在农场那些文化生活匮乏的日子里,写信和读信,是我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些信,是我的精神支柱,伴我度过了艰苦的岁月。

    刚到边疆时,面对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行车途中,腾云驾雾,云朵飘浮在脚下;汽车不如马车快,斗笠当锅盖,鸡蛋捆成把把卖;还有那令人为之倾倒的南国旖旎风光,这些都想立即告诉家人和朋友,让他们分享。于是,写信就成了我的一大乐趣。

    一间单人床,一个矮木櫈,一口从家中带去的箱子,这就是当时知青的全部家当。收工回来,伏在床上,借着昏暗的灯光,诉说离愁别结,稀奇古怪的见闻,卜卦未来,喜怒哀乐皆集于笔端。不久,知青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农场有一种测信机,不用启封,就能清楚地窥见里面的内容,专门用来检查知青的信。怕当典型,好长段时间,我写信都不敢言真。后来,实在是憋不住了,又大着胆子、冒着风险、一点点地说起真话来,竟也没惹出什么麻烦,测信机的传说烟消云散了。

    记得我收到的第一封信,是早我一步踏上边疆土地的朋友写的。她在信中诉说了因病不能参加大田劳动、被人岐视的遭遇。看到这里,我的眼眶中立即盈满了泪水,不禁想到要是我也有那么一天该怎么办呵?越想越难过,止不住呜咽起来。当时,我们一伙知青正光着泥杆脚坐在田埂上休息,看到我哭,其它人也都跟着哭起来,乱成一团。因为看信后带头哭,我受到了领导的批评。

    离家后的第一个春节到了,“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向家里寄去了问候的信,但不敢诉衷肠。只向最要好的朋友道出了背井离乡的悲哀与凄苦。我写道:“这一生恐怕注定生是云南人,死是云南鬼了,一想到死也回不到成都了,黄土一杯,埋在深山老林,心里就不是个滋味。”后来,听接到信的朋友说起,她把信念给家人听后,她妈妈和姐姐都流了泪。就在我的情绪低落的那段时间,有一天,一下子收到了几十封信,有同学老师的、朋友的。妈妈和哥姐的,在妈妈的倡议下,哥姐合送我一套《自学丛书》,各自在书的扉页上题写了新年赠语: “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思想上向高标准看齐。”“宽于待人、严于律己。”“满遭损,谦受益。”“生活好比逆水行舟,要前进就没有不付出代价的。”“知青就如矿工,面对一片黑暗,不是奋力将煤车推出井面,就是让煤车退回来把你压得粉碎。”这些话,象强心针,给了我生活的勇气。

    知青中曾闹过这样的笑话,有个女生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半年来,肚(胆)子也大了,敢同男生一道走夜路。”急得她妈妈不可开交,十几岁的女娃娃,怎么就大了肚子!我的妈妈是位小学教师,当时的我,虽然戴着“知识青年”的桂冠。但妈妈知道我的那点水平,我给她的信,她都要象对待学生作文那样认真批改,从标点符号到错别字,从修辞、语法到中心思想,她都要提出意见,附在回信中。

    单调的知青生活日复一日,信却是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变的。在与朋友们的通信中,有的是用汉语拼音写的,有的信又用了英语,有的信是用文言文写成。从现实生活到探讨未来社会,从知青天地到世界风云,从“焚书坑儒”到批判林彪四人帮,从文学艺术到哲学、马列理论等等,信中无所不谈。凭着这些信,拓开了视野,身在方圆百里的天地(要出去,就得持边境通行证过哨卡),心里有着偌大个世界。真难想见,离开了这些信,那些日子怎么过。

    1973年,第一批被推荐上大学的知青离开了农场,平静的生活中掀起了涟漪。他们进入了神圣的大学殿堂,接受着现代文明的洗礼,难道我就永远在这里被同化?就在那段时间里,我写了些莫明其妙的信.与其说是写给别人,不如说是写给自己的,因为信的含义只有自己可以理解。“我在重新领会《牛虻》、《绞刑架下的报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时知青中只允许看这几本小说)中的精采片段的寓意,面对死亡,老爸爸的从容达观,乐于助人;牛虻的吃苦而不诉苦;保尔的几次失恋——付出了一切后却不被人理解。从中,我得到了启迪:生活,需要勇气、需要信心,要有博大的襟怀,才容得下生活中的一切。这是一个炼狱的过程,我愿在这过程中,使精神得到升华。”“雪压竹头低,低下欲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如天齐。”给姐姐的信中,我写道:“住在我隔壁的那个男知青,最爱用二胡拉《江河水》、《苏武牧羊》和岳飞的《满江红》,每当夜间万籁俱静时,悠悠扬扬的曲调如泣如诉,捣击着我的心,先是合着曲子唱,继尔伴着泪水哼,再下去就泣不成声了。”“岳飞的《满江红》我百唱不厌。”是什么感情使得我这样做、这样写,现在也说不清了,大概是情随景生的缘故吧。回到成都后。再听这些曲子。也没有产生悲恸了。这些信,是那段时期内,情绪低落的真实写照,绝非无病呻吟。

    每逢雨季,道路泥泞,送信的摩托车开不进来,农场与外界的联系就中断了。这段时间,心里好慌啊,柴油机发动声,拖拉机马达声,往往都要被误认为摩托车声,一听到这些声音,心就躁动起来,充满了希望,可是这希望片刻就消失了。为了安慰自己,收不到来信,就把以往的信拿出来重新回味,所以,这些信,都舍不得丢,足足一大箱,是我拥有的全部精神财富.好几次,正在编阅信件时,被指导员看见,取笑我在“清理财产”。这些“财产”,返城后都还保留着。一有空闲,就拿出来翻翻,这些信中,还有我的学生写的:“蔡老师,我们好想你啊,过去我不听您的话,以后您回来后,我再不惹您生气了,早点回来吧,我还想向您学习知识。”看到这些信,仿佛又回到了过去那段岁月,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

在回城待业那段难熬的日子里,是朋友们。再次鼓起了我生活的风帆。当时,我失望到了极点,想到为了求得自立,十几岁就远赴边疆,如今二十几岁了,却到了靠父母退休养老金养活的境地。每每捧起饭碗时,心里却沉重得很,不敢上饭桌,蹲在一边,泪珠大滴大滴地落入碗中,咀嚼着的不是大米饭,而是待业的苦涩。这时,朋友们写来了安慰劝导的话:“比起长眠在小红山(坟山)和仍在无望跋涉着的人来,你算是幸运的了。事在人为,天生我才必有用。相信你在战胜了自己之后,会给自己找到个满意的归宿。”恢复高考后,农场的老同志、好朋友们立即写来了鼓励的信:“你多年来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凭着自己的真本事。相信你能跨入大学校门。”虽然,当时我还未摘去“病青”的帽子,按规定还不能参加高考,但作为动力,这些话,鞭策着我在求知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奋斗不息。

多少年过去了,当今社会已有了比信更为先进的通讯手段,然而在我心中,仍保留着对信的美好记忆。

 

 

    作者:蔡永宪 女 原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十五团,现在九三学社四川省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