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碑

——祭英年早逝的知青伙伴们

                          

 

 ·聂小薇·

 

    岁月匆匆,时光飞逝,不知不觉中从云南边疆回到成都已经十二年了。当我们这批人经过艰难的奋斗终于在大都市的茫茫人海中找到一席之地时,当我已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而享受天伦之乐时,当我已懂得抓住迟到的美而讲究衣着装扮时,当我坐在灯红酒绿的酒吧、卡拉OK厅里欣赏着轻松的音乐时,我总会想起一些人——一些已不可能拥有今天的人,这就是长眠在云南边疆的知青战友们和那些刚刚回城却又不幸早逝的伙伴。他们走时都太年轻,还没有来得及享受生活,还没有来得及孝敬父母、报效国家…

我想向现在的朋友们讲一讲他们的故事。

 

 

山中,那五座坟茔

 

    1972年初夏的一天,在勐定农场场部附近的一个山坡上,站着一个形销骨立、面色青灰的年轻人。幽幽山风,吹拂着他头上早生的华发和空荡荡的灰卡叽布衣服。在他的面前,并排耸立着五座坟茔,坟上的花圈虽已破旧,却看得出来它们放在这里的时间并不长。年轻人表情木然地望着它们,许久许久,他才弯下腰来依次给每一座坟茔鞠了一躬,然后转身走下山坡…。那年,他18岁。在那五座坟茔下面,躺着五个与他年纪一般大的青年。

    他,就是被勐定农场的知青们称作“从棺材里爬出来的人”的成都知青傅小凡。这一年,是成都知青到云南边疆的第二年,他们以刚开始适应艰苦的生活,却没有想到一场灾难正在悄悄地向他们袭来。在亚热带地区有一种病叫疟疾,被当地的老百姓称之为“瘴气”,人人谈“瘴”色变。过去,这里曾经有过一个寨子接一个寨子被“瘴气”毁掉的历史,这一年,它又悄悄在勐定坝流行蔓延开了。刚从大城市来的知青们对它一无所知,毫不设防,于是,一个接一个地躺倒了。有六个成都知青不幸染上了“脑型”疟疾。在医疗条件较差的边疆,医生们眼看着他们生命垂危却束手无策,“不久,六个人中有五个都相继死去了。傅小凡连续高烧数天已昏迷不醒,大家都认为他必死无疑,连队已把棺材做好,只等着办丧事了。谁知他命大,从地狱门口挣扎着逃了出来,奇迹般地复活了。不过,从这以后,人们再也无法把他同从前那个体魄健壮、浓眉大眼的小伙子联系在一起了。第二年,那具原本为他预备的棺材里,又躺进了一个被疟疾夺走生命的女知青。

问大难不死的傅小凡有何感想?他说,“我总觉得我的命是他们五个人的命换回来的,想想他们我也该好好地活着!”

 

 

“亚芳,我们向你告别来了!”

 

   

提起李亚芳,耿马农场的知青们都记得他。小伙子中等身材,瘦瘦的脸庞,显得精干洒脱.一口纯正的东北话,让人感到诚恳、豪爽。

    亚芳家住成都420厂。他是长于,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和弟妹养大。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他报名去了云南。他不怕吃苦,什么活儿都干,肩膀肿了,手上打起了血泡,从不见他吭声,还常常帮助别人干。为此,知青们佩服他,老工人喜欢他,他很快就入团、人党,当了班长、连长……最后成为了耿马农场最年轻的场长。

    在那一切“政治挂帅”、处处抓阶级斗争的年代,亚芳身为领导干部,也难免干点过火的事。慢慢地,有些知青和他疏远了。亚芳白天黑夜拼命地工作,躺在床上时心里常常生出一丝寂寞。一次,他忍不住对朋友讲,我有时觉得好孤独。

    1977年5月的一天,亚芳晚上去开会,很晚才回到宿舍。第二天早上,人们久久不见他起床,打开房门一看。他已惨死在床上,身上被暴徒砍了数刀。

    亚芳惨死的消息传出,知青们震惊了,农场职工们震惊了。想起他的种种好处,人们哭了。

    1979年大返城时,许多知青到坟上去看他。大家含着泪对他说:“亚芳,我们向你告别来了!放心吧,我们会代你照顾母亲的。”知青们一步一口头地走了,亚芳永远留在了那里。

他死时,刚满23岁。在云南的六年中,只回过两次家。

 

             

不该熄灭的生命之火

 

    穆建蓉是勐省农场场部卫生队的卫生员,后来又到了临沧农垦分局卫生队。那时,我们都亲热地叫她小穆。见过她的人没有不留下深刻印象的,因为她在女生中太突出了,又高又壮,红光满面,英姿勃勃。有人说她简直就是健康的代名词。她爱唱歌跳舞,也爱打篮球。卫生队见她身体好,让她去学妇产科。这样一个活泼开朗,充满生气的姑娘,应该说不会和死神结下什么缘份的。

    1984年3月的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朋友告诉我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小穆死了,得的是肺癌!

    第二天我赶到她家里,她母亲拉着我的手泣不成声……当我去向她遗体告别时,我怎么也无法把眼前这个脸色乌黑,毫无生气的躯体和我记忆中的小穆联系在一起。这难道就是那个在农场为试验一种烧伤新药的功能而用开水把自已的手臂烫伤的小穆吗?这难道就是那个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幕拉开前夕,瞒着家人赶到云南前线部队和丈夫完婚的小穆吗?这难道就是那个在川医进修时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想成为一名好医生的小穆吗?小穆那年仅4岁的儿子波波站在我旁边,我听到有人叫他:“波波,快叫妈妈,以后你就再也看不到妈妈了。”波波呆呆地看着躺在那里的小穆,但没有叫妈妈,他也许认为那不是他的妈妈。

小穆的妹妹告诉我,医院把姐姐当作一个典型病例来分析。因为医生认为小穆作为年轻女性,无抽烟史和其它病史,身体又好,似乎不可能得这种病。但当医生了解到她曾在云南临沧地区当过八年知青时,也就找到了答案。原来临沧是铀矿开采区,那时采取的又是原始的裸露性开采,因此成了有害射线污染区,后来也就成了癌症高发区。我听了后心情有些沉重,那个地区曾经生活、劳动过成百上千个知青,小穆是第一个受害者,以后还会不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我深深地为小穆叹息。在八年的艰苦岁月中,她没有倒下,而刚刚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她却离我们而去了。

 

 

“考验”的代价

 

    我常听一个朋友谈起她,他们是邻居。她叫李碧秀,个子不高,梳着两个小辫,有着一张常常带着灿烂微笑的清秀的脸庞。她也是勐定农场的知青。

    小李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她去云南时,朴实敦厚的父母一再叮嘱她;一定要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彻底改造世界观。小李到了农场后,一直非常认真地磨炼自己,从不叫苦叫累。她很快就写了入团申请书,恳切地让团组织考验她。一晃两年过去了,在她准备回成都探亲前夕,人团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临走时,指导员对她说:希望你以—个共青团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并向更高的目标前进,接受党组织的考验。

    回到成都后,和家人朋友团聚,小李好不快活。妈妈每天好菜好饭款待,倾尽家中所有,恨不得让馋了两年的女儿尝遍所有美味。一晃假期快满了。那时,几乎每个知青都要寻找种种理由超假,实在舍不得离开父母,离开温暖的家。可是天真的小李却对爸爸妈妈说,我不能超假。我刚刚入团.要经受得住组织对我的考验。

    买回火车票这一天,妈妈觉得女儿脸色有些不大对头,她说不要紧。只是有些感冒。可妈妈摸摸她的额头,感到发烫,于是劝她把票退了,等病好了再走。小李执意不肯,一定要按对回去,还说轻伤不下火线。家里人见拗不过她,只好送她上路。

    从成都到勐定,一天一夜的火车,整整四天的长途汽车,一路颠簸,疲惫不堪,小李的病越来越重,一直发着低烧。五天五夜后,车到了勐定坝,还未到站,小李就已支持不住,一头栽倒在同伴怀里。

同伴们把小李送到医院,医生诊断为病毒性心肌炎。由于拖得太久,医生想尽办法也没能挽留住小李的生命。天真烂漫的小李就这样怀着一个虔诚的心愿走了。她向连队党支部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但这答卷却是用生命换取的。

 

   

爱的误区

 

    一位曾在云南农垦总局青年科工作过的朋友告诉我,那时他们每年都要统计一种报表——知识青年死亡情况统计表。在“非正常死亡”一栏里,排第一位的是自杀人数,而在自杀人数中排第一位的,则是因未婚同居和恋爱纠葛而自杀身亡的。

    坦率地说,那个时候的爱情生活是不正常的。那年月,没有电影、电视,也就没有小说、戏剧,除了几个样板戏外,就是《南征北战》、《地道战》,文化生活极其贫乏。在年轻人青春萌动的时候,却遭遇到一个从精神到物质都一贫如洗的年代。过多渲染的政治色彩,又使人性变得压抑和扭曲。由此也就演出了一幕幕又令人心酸、又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剧来。

    勐定农场的成都女知青小谢,和一男知青偷偷恋爱并同居。不久她觉得身体有些不适,猜想大概是怀孕了,又急又吓。那时候,上级领导还不允许这批知青恋爱结婚,因此很多知青恋爱都属于“地下活动”。如有人想偷尝禁果,一旦事发,处分是在劫难逃的。于是小谢和男友商量,决定自行打胎。一天,她吞下了15片氯奎,不久便人事不省。男友见事不妙,背着她就往医院跑,行至半路,小谢就一命呜乎了。可怜的小谢临死前恳求男友做她妈妈的儿子,但是她不知道,在她死后男友也进了班房,更可悲的是,死后医生发觉她并没有怀孕……                                                     

东风农场有个北京知青小王,有一天突然吃老鼠药自杀了。他的突然死亡惊动了上级领导,专门成立了调查组调查此事。调查结果大大出人意外,原来就因为他一直喜欢一个女知青,有一天他冲动想吻那女孩儿,女孩儿挣扎着拒绝,这情景恰好又被人撞见。于是他认为犯下了“流氓罪”,大家肯定不会饶恕他,跑到林子里躲了三天,最后自己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火中冤魂

 

    1971年3月底,成都赴云南的第二批知青刚刚启程,就听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出了一件大事。盈江农场一个连队的知青宿舍发生火灾,有10名成都女知青被堵在屋里活活烧死。后来我听知情人讲起当时的情景,心里久久不能平静。那时知青刚去,居住条件较差,住的都是临时盖的油毡房,即全部由竹子或树枝搭成,顶上盖油毛毡。云南气候干燥,这种房子又极易燃烧,一旦起火,根本无法救。出事那天晚上,知青们劳累了一天,都已沉沉人睡。一个上海知青点着煤油灯看书,不小心把灯碰翻了,火苗很快就窜上了房顶,呼呼地燃烧。几十名知青从睡梦中被惊醒,乱喊乱叫着往外跑。那十名女知青住一个大房间,等她们醒来时,屋里已是浓烟滚滚,她们想往外跑,可慌乱中怎么也摸不到门,绝望中十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哭喊着妈妈,”最后被大火吞噬了……后来,人们看到那十具紧紧连在一起的黑炭般的尸体时,没有不落泪的。她们刚到兵团十天,满怀一腔热血无限憧憬,人生的第一页刚刚掀开,就被无情的大火夺走了生命。

我不是目击者,却总也忘不掉她们紧抱在一起哭喊妈妈的样子。

后来,有朋友回云南,专程去拜谒了她们的墓,从墓碑上抄回了她们的名字。她们是:周金秀、李晓妮、晏启芬、阮国清、范金凤、傅蓉碧、傅国秀、万禄秀、李观玉、施桂芬。

 

 

并非“天方夜谭”

 

    如果我告诉你有些知青的死因,也许你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那时确有这些事发生。

    勐定农场有一个连队很偏僻。大约离场部40多公里。19 7 9年知青大返城时,场部开始发放迁移证。消息传到这个连队时,已是几天以后了。欣喜若狂的知青们连夜步行40多公里,赶到场部去领迁移证。可以想像当时的场面是何等热闹,几百个人满怀期待挤在一个窗口前。等到一个小个子知青挤到窗口前时,迁移证已发完了。小个子知青如五雷轰顶,跌跌撞撞回到了连里,蒙头就睡。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在门后上吊死了。他太绝望了,以为没有领到迁移证,就是永远回不了成都。其实,过了几天,场部又开始发放第二批迁移证了。

    在陇川农场也有类似的事发生。一个男知青因为办病退营部没有批准,一天,他把欠别人的帐还清了,然后从容地端个板凳,在通往营部的电线杆上上吊自杀了。

在东风农场还出了一件因看电影而发生的惨祸。一天,场部放电影《卖花姑娘》,当时在精神生活方面处于饥饿状态的知青们听到消息后,纷纷拥向场部,路远的就搭汽车赶去。结果,有一辆解放牌汽车因为严重超载,在一个弯道处翻下了山崖,当场就死了20多个知青,伤者更多。在调查事故原因时,发现在这辆小小的卡车上,竟载了80多个知青,令调查者瞠目结舌。

 

    朋友,我的故事就暂时讲到这里了。其实,我看到的和听到的还远远不止这些,在云南支边的八年中,不知有多少伙伴魂归他乡。他们有的死于疾病;有的死于意外事故;有的死于打架斗殴;有的死于政治压力;有的死于恋爱纠葛;有的死在异国他乡……他们不是那种气壮如山、绚丽如虹的死,谈起他们的死,总让人感到有些苦涩,有些遗憾。尽管他们的死单个的来看仿佛有些偶然,但是如果把他们合起来放在那个十年浩劫的社会背景下来看,却分明昭示着某种必然。如果没有那种盲目的政治狂热,如果没有“读书无用论”所造成的愚昧无知,如果没有那些对人性的践踏和扭曲,如果没有那种对前途的迷茫所导致的精神崩溃,如果不是在那种艰苦恶劣的生活环境…那么,这些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

    每一个生命消失后,都会留下一座碑,即使岁月无情地剥蚀它们,它们也总是顽强地屹立在那里,希望向后人诉说点什么。而活着的人看到它们,也总会顿足凝思,悟出点什么……

九泉之下的伙伴们,安息吧!冥冥之中,我仿佛听见你们在向我们呼唤:珍惜新的生活,珍惜美好的人生吧!

 

 

    作者:聂晓薇 女 原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九团三营二连,现在成都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