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杂记

                          

 

 

·刘永康·

 

 

 

 一

 

1975年 5月,领导调我去教书。

    农场学校当时的负责人是一个叫郑晓红的北京知青。一个男人怎么取了个好像女人的名字,我至今都没想明白。

    郑叫我暂时代四年级的课,因为教这年级的姜老师到县上开先代会去了,并且告诉我第二天就上课。

    我问:“是不是先听听课,熟悉熟悉?”

    郑笑起来。他的牙不太整齐,大概由于抽烟。牙缝是黑的。他说:“没关系,我们都是干中学,没关系。”

随后,郑送来几本揉得挺皱的课本,还有一盒粉笔。并一再嘱咐:每次上课带两三支够用就行,不然学生会把粉笔都偷光。

 

 

 

第二天上课,碰到教二年级的徐眼镜,他扛了把锄头,我问是不是上劳动课,他说不是,教室桌子坏了。

    修课桌用锄头?我好生奇怪。走进教室,才弄明白。原来学生的桌凳都是先在土地上刨两个坑,埋上两棵树桩作脚,然后在上面平放一块木板,钉紧即成。高的为课桌,矮的即是凳。滇西南潮湿多雨,所以桌凳脚霉了烂了是常事。

后来,我也成了用锄头修桌凳的好手。

 

 

    作了教师,才知道教书并不轻松。农场学校每个班原则上配一个教师,语文、算术、图画、音乐、体育一个人包干。上课总不能如平时,说话声音要提高,学生调皮要喊,甚至动肝火。一天下来,人得不行。

    学校没自己的食堂,打饭在附近的连队。当时农场做,通常先在大铁锅里放点油,然后掺一大桶水,水开再倒菜进去煮,俗称“汤莱”。汤莱似乎老煮茄子。边疆天热,茄子周年都长,又粗又大。

    天天茄子不太好受。但打饭相遇,总免不了问一句“吃啥子”。

    如果又是茄子,则答。“吃锤子。”

“锤子”在川话中不太雅。但如果问者心头有火或来了幽默,往往故意拖长声气说:“啊——又——吃————子。”

 

                                 四

 

为改善伙食,学校教师自由组合成一个个“小伙食团”。我们这伙有徐眼镜、大胃(卫达)和我。

   学校后面的山上有个叶曼依的山寨,关薪之后,我们去那儿买鸡蛋或狗肉。吃饱了,精神上来,冲些天南海北的壳子。其中一则现在再冲一次:

    原先学校教室比较分散,有的借用附近连队的房子。成都老知青陈惠群的班上有段时间尿气熏人,甚而冒出一堆人屎。陈老师气得很。因为一人一个班,那间有气味的房子便是她一整天的工作场所。吼也吼了,骂也骂了,就是尿臭不减。某日清早,陈老师正在讲台上,有个连队知青懵懵懂懂跑进来,捞开裤子。陈惊叫一声,这个知青赶紧跑了。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徐眼镜的解释是:教室里太暗,屙尿的泡病假睡晕了头。

 

                                五

 

    既是学校,就有寒暑假。但农场教师不能全耍,半天下连队劳动,半天“备课”,正式名称叫。“放假不放人”。

    76年寒假,学校出了点事。

    有天四五点钟,天麻亮,郑晓红爬起来,围绕教师宿舍转了几圈,后来,他弄开一扇门,轻手轻脚走进去。床上睡有另一个北京知青,姓吴,不过是女的。郑在其身上摸了几下,吴醒,要叫。郑嘘一声,说:“别吵,别吵,明天还要搞生产。”

    吴还是吵了。

    这一吵,郑成了理麻对象

郑怎么会这样呢?况且讲的话着实好笑。

 

  六

 

农场雨季一来就好几个月。坝子中央有条河,叫滚河。其时,滚河涨得满满的,混浊的河水中不时有上游冲下来的木头。每逢此时,农场的老职工都要全家上阵,大捞“柴火”。

    我班上有叫李红民的小孩给淹死了。

    据说他正将一个大“柴火”拖往岸边,被另一块大“柴火”撞了后脑勺。

    李红民是学校菜地老职工的儿子。

    李红民死后,一到农场分肉,我便很难受。

农场难得分回肉。分肉不用秤,一份份切好摆在篾席上,几口人领几份。李红民的母亲一到分肉,便会触景生情,便会在屋里呜呜恸哭。她的哭声高低起伏,凄切悲痛,常使我联想到二胡独奏的《江河水》。

 

                                七

                                                                                                                                                    

    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各连队高音喇叭从早到晚放哀乐。很多人痛哭流涕。各连队连夜扎花圈。一时间竹林放倒不少。

    学校设了灵堂。

    学校此时负责人已改为姜老师,即去县上开过先代会的那个。姜老师一再嘱咐各班老师,开追悼大会那天把学生管好,学生一律要穿鞋要扣衣裳。

    我们这里天气热,很多学生家也穷,所以周年四季不穿鞋比较普遍,衣服破烂,敞胸露怀的也不少。

    追悼大会第一个仪式为三鞠躬,然后全体师生默哀。学校操场一片肃静,彼此的呼吸都听得见。谁知大胃(卫达老师)噗哧笑了一声,且没止住,又变了腔哧哧了好几声。大胃怎么搞的?实在叫人吃惊。姜老师大步走过去,啪啪几下,煽了大胃一连串耳光。

    大胃立时耷下了脑袋。

    这事被告知场部。领导上决定将大胃下放到连队劳动改造。

大胃平时虽然吃东西比较猛,但人不讨厌。我与徐眼镜很为他难过。我们问他为何笑。大胃懊悔莫及地说:“我看见班上一个学生穿他妈的布鞋,又长又大,怪眉怪眼的。”

 

                                八

 

      由于办了初中班,学校又调了几个人来。其中一个是五十多岁的司马老师。司马原在水稻连放牛。据说原为云南大学的毕业生,因为右派问题,流放到农场已经二十来年。

司马的文凭、水平都高,所以让他给众知青老师上辅导课。司马放牛惯了,似乎有些不太适应,站在讲台上眼睛闪来躲去,没说几句,汗上来,衬衣很快湿了,脸上流汗,犹如在哭。最难受的是他声音开始发抖,抖得下面的人难受。姜老师见状宣布下次再讲。事后姜说:“哼,这个右派没有胆。”

 

                               九

 

1977年年底,突然恢复了高考。

    我和徐眼镜都报了名。

    徐在墙上贴满自制的年代表、大事记和他归纳的历次农民起义概要。徐说:“农民起义推动社会,一定要考。”

    我也加紧看书。

    结果我俩都落了榜。

    半年之后再考,我被侥幸录取。徐没考,他已失去了信心,正忙着办病退。徐平时身体不好,嘴唇紫乌的,常用手摸我的手,说:“你看,我的手好冷。”

    徐送我去车站。牛车在泥土道上吱呀呀地响,道上满是尘土,牛车走过,留下极深的灰印子。

    到了车站,徐说:“老友,你活了。”眼镜后面竟湿了

    我本来很高兴。此时却高兴不起来。

我离开农场这天是:1978年10月5日。

 

 

    作者:刘永康 男 原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九团学校教书,现在《大众健康报》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