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无悔

 

珍藏的友谊

                            ·国国英·

 

    人生一世总会交往几个朋友。在我三十八度春秋中,真正算是朋友,谈得上友谊之情的,没过于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一营七连(后改为勐腊农场一分场七队)出任工作队时遇见的几个上海阿拉了。

    那是1976年初的事,我连续四年被推荐上大学,各级领导都以农场也要留骨干为由,不准我去。我渐渐明白了“人怕出名猪怕壮”的真正含意。分场党委书记见我情绪不好,批准我随农场组织的参观团去海南考察。回来以后,我就报名参加了工作队,被分配到一分场七队,工作队一共四人,我担任队长。

    文化大革命中经常派有不少的工作组、工作队,这些工作组、队都不太受欢迎,我们去了也一样,人们的脸上没有一点表示欢迎的意思,只有连队的领导强装笑脸把我们的行李从拖拉机上搬下来。人群中有人在说:“看!是个小四川,听说还是队长,哼!看她有多少能耐!”我心里真有些难受,真后悔不该来,但还是佯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沉重地走进了安排好的住房。刚踏进门槛就听咿啦啊拉地有人说话,我断定是上海男生,并知道他们对我的到来十分不满。原来这间房子是用竹笆从中间分开的,说话的两个人住在后面,前半间空着,队里房子都住满了,工作队就我一个女同志,所以,就让我住在这里。听了他们的谩骂,我真想冲过去与他们理论两句,但终于没有这样做。

    经过几天的摸底和努力工作,人们开始对我们有了一点新的看法,但对我们工作队的同志仍然敬而远之。我心里明白大家为什么都如此憎恨工作队。在没有正常生活和个人权力的时代,工作队谁都不欢迎。队里的整个气氛对我都很不利,尤其是我的两个“邻居”。一个名叫陆生廷喜欢摆弄收录机,我叫他“录音机”,一个叫姚伟健喜学英语还像那么回事,我叫他“姚先生”。隔壁房间住着一位教书的老师也是上海人,比我们长两岁,我们都叫他方老师。我住在前半间房子里没少受罪,白天劳累一天下来,“晚上还要工作到十一二点,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又得起床上山割胶。我这两个“邻居”却有意作弄我不让我安静,他们要么放收录机到深夜几点,要么叫些“兄弟伙”大声吹牛。第二天,他们倒好,请假在家睡大觉。时间长了我真有些受不了。有一天,开完大会在操场上我找到这两个“邻居”跟他们商量。我说:“我知道你们都有自己的爱好,我一点也不反对,只是想请你们晚上十二点以后都睡觉好不好?这样……”“录音机”没等我把话说完就瞪着眼,恶狠狠地用海派普通话说:“不行,谁要听你的,你也管得太宽了:”我惊呆了,仍不慌不忙地告诉他:“如果你们不同意也行,我不是跟你们商量吗?不行就算了。”我一点生气的意思都没有。这时,“姚先生”开腔了,他说:“我同意。”并问我:“明天早上你去割胶吗?”我说:“要去。”他说:“我睡得死,你明早能叫醒我吗?我要去芽接。”我说:“当然可以,”第二天,当我叫醒“姚先生”的时候,正听得“录音机”用我听不太懂的阿拉话说:“依啥时候找了那么好个女差使,假正经……”只听“姚先生”回敬道:“你还是不是人,什么是人你知道吗?……”“录音机”再也不“播音”了。说也奇怪,从这以后他们再也不闹我了,好像真的要跟我和睦相处。

    有一天深夜,突听“邻居”屋里传来病痛的呻吟声,因为我是个女的,也不好意思过问。第二天清早碰见“姚先生”,他告诉我陆生廷病了,病得很厉害,发病时十分狂躁,撕碎了自己的蚊帐和棉絮,早上去队长那里请假,队长不批。我听了之后,就去找队长向他说明了“录音机”的病情,让他准许“录音机”的病休。这件事没过几天,我和方老师一起搞一个生产进度表,从他那儿知道了我的两个“邻居”很感激我,方老师也做了不少的工作。在以后的交往中,我觉得方老师是个可敬可爱的人,他不但知识面广,为人处事也很正派,对任何人都能宽容,善解人意。他每天在窗前低头看书,就在我的隔壁。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接触过,但我对他能在农场当时的那种乱糟糟,人人都觉得无所作为的艰苦环境中坚持学习,早就十分敬佩。他后来告诉我说;“从好几件事看,你是个好人,不像是要整我们知青,你的所作所为我们服了,以后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没说的!”就这样我和一群知青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们没事就凑在一起谈人生,谈理想,什么都摆,还讲故事。方老师的故事最多,讲得有声有色,大家都竖起耳朵听。故事讲完了来一句:“这是我编的,把你们都骗傻了。”大家又都失望,但是,还是想听他讲“瞎编”的故事。我虽然是工作队队长,大小是个官,但在他们的眼中我还是一个女孩子。他们经常在深夜就躺在各自的床上编讲一些鬼怪故事,吓得我心惊胆战。没事我们在一起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大家一样的有悲、有喜、有怨、有恨。在这些畅谈中我们增长了知识,陶冶了情操,建立了友谊。

    昔日的“恨”变成了“爱”,他们再不像过去那样打发日子了,天天出工,情绪也好多了。他们高兴,我也高兴,有几次大家在一起,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瞬间不知驰过多少的回忆,突然彼此又哗然大笑。有时大家又都埋头不语,无限惆怅。每当我想起这些情景的时候,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慨,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是啥滋味。

    半年以后,队上的菜长出来了。几百亩橡胶树种上了,我们工作队完成了使命,奉命返回原单位。走的那天,我见我的几个“邻居”在欢送的人群中低着头,依依不舍的样子,我眼里也盈满了泪花,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19769月“四人帮”终于倒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党和国家的拨乱反正,给我们这些命苦的知青带来了想不到的希望和运气。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后,“姚先生”便以英语成绩全省第二名被昆明师范学院录取。当“姚先生”写信告诉我这一消息的时候,我竟哭了。我写信邀他们来我这儿团聚庆贺。他们来了,还像过去那样有说有笑。他们走了,一去不返。

    1979年春天,做梦也没想到知青可以返城,不用说,所有的连队都沸腾起来了!有的高兴得跳起来,有的抱着娃娃伤心地哭诉,有的忙着写血书,有的忙着处理家具凑路费回城,有的后悔不该在当地结婚,有的后悔不该找异乡知青,有的怨两地分居想办法托交孩子……真是悲喜交织,不知谁对谁错。知青一窝蜂挤到场部办公室,开始还有秩序地排队办理,后来大家都觉得太慢,吵得工作人员无法工作,干脆用十几根橡筋接起来把公章拴在窗户上,谁想盖谁盖。然后,又像逃难一样找车返城。那些天街头尽是这些“返城者”。

    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能和大批的知青返城,而被调到了西双版纳州允景洪中学工作。4月在景洪我与原兵团的一位知青结了婚。同年7月他回了成都,我们开始了初婚后的分居生活。1980年学校让我做云南省人大代表会开会期间的工作人员,顺便回成都探亲。在昆明我找到了“姚先生”,我们去了闻一多先生的墓地,就在墓地的小石桌旁畅叙了别后的生活和感想。他仍然那样朴实、坦诚,对生活充满着无数的憧憬和幻想,好像未来都是他拥有的一样。他告诉我说:“方老师1979年返城后,回上海一家工厂当了厂长,干得很红火。”他还告诉我。可能毕业以后他会留在云南曲靖为云南的教育事业贡献年华,因为他心爱的未婚妻是云南曲靖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为自己的贫困的山区出力。毕了,他十分激动地说:“我的今天,是你给的!”我很奇怪,问:“这话怎讲?”他说:“是你们工作队帮助了我们,给了我们理解和信任,你说有什么比这更可贵的呢?”我沉默了。是啊,我不是也在他们中间吸取了不少的知识和营养吗?他们不是也改变了我吗?

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之间早已失去了联系。但这段生活,这段情感却永远珍藏在我们的记忆里,珍藏在我们的心中。

 

 

    作者:田国英 女 原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六团四营一连,现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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