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无悔]

那悄然来去的春天

 

 
 
 

               曾渝陵

  那是七十年代初的春天,也是我们难忘的春天。我们千万名刚刚迈进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像一把把种子,远离巴山蜀水的故土,被撒向云南边陲。
  
  在那既肥沃又荒芜的土地里,我们拼命汲取,苦苦挣扎,向往着属于我们自己的青春生活。

  然而,我们却生逢一个充满“火药味”的年代。那些负有管理和教育我们责任的人,头脑中的弦紧绷着。出于爱心,他们密切注意着我们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围歼侵袭我们肌体的“邪念”。

  于是,朦胧的意识,那青春的躁动,往往改变了一个人的半生,基至一生……
       

        故 事A

 

  天黑尽了,大田变得寂静起来。山腰上只有我们连队驻地灯光通明。照例的“晚汇报”已经结束,整齐划一得砖块一样的寝舍里,传出阵阵谈天说地,骂天骂地的嘈杂声。

  突然,一声接一声的口哨响,镇压了那些嘈杂。值班排长呼喊着“紧急集合”,到一个个房间催促人。

  那天我因感冒而卧床不起,不能参加集合,两眼望着纹帐顶子,侧耳捕捉晒坝上的训斥声。

  “什么恋爱?这叫乱爱!”

  “恋爱?”这真让人心扉颤动。刚到兵团,我们所有知青的年龄都仅在十七岁左右。“恋爱”--对我们这个性发蒙的年龄,还是一个羞于提及、似带贬意的辞儿。连长这是在骂誰呢?

  我便十分注意地听起来。可是,山风呜呜作响,把连长的声音刮得断断续续,除了听得出那是一番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演讲而外,别的一概搞不清楚了。

  队伍解散后,宿舍里几个女孩神色诡秘,议论纷纷。说真看不出,琦云好阴险啊,居然悄悄地和秦国建耍上朋友了!那个秦国建就是分配到我们连食堂里的一个男知青。据说,每次琦云去打饭,秦国建给她舀的那勺菜总是旺旺的,比给别人的多得多。今天“晚汇报”刚完,他俩就胆大包天,敢去田坝上约会。连上发现了,就杀鸡给猴看,引出这次紧急集合来。

  过了一阵,排长来到我床前,叫我立即去找琦云谈话。林副主席指示嘛,“思想工作不能过夜”……

  来到她们宿舍门前,听见里面依哩哇啦的,十分闹热。我见那扇床板做的门上有两条半寸宽的缝,就隔着门缝往里瞧。只见琦云伏在被子上泣不成声,那凄凄的悲鸣,使我本来就头晕胸闷的感觉更加严重。她床边上大个子黎蓉和小个子古玉芳,两个女孩正高高低低地劝慰她。

  “到底有没有这个事儿?有啥子委屈说出来嘛!”

  “要是真的是有人造谣,我们给你扎起,到连部找连长说清楚!”

  琦云没有回答,自管自地抽泣。忽然,有人“砰”地拍响了桌子,吼着:“哭啥子嘛!英雄有泪不轻弹!”

  这句话管了用,琦云猛地止住了哭泣,从被褥上直起了身子,愣愣地端坐在床沿。
我见这势头根本不是谈话的时候,况且自己还病得支持不住呢,也就不管什么林副主席的指示,赶紧回去睡觉了。

  关于琦云和秦国建如何大逆不道的“风流”故事,风风波波地传着。秦国建因此被踢出了我们连队,调往团里最苦最脏的基建连,接受体力惩罚。琦云虽然留了下来,却好长时间不荀言笑,郁郁寡欢,出工时扛着锄头走得飞快,把我们一起上工的人甩在后头。干活儿时她闷着头使劲儿干,有时根本不休息。我为了自己的任务,不得不跟前跟后,关注着她。

  终于有一天,我尾随她下山去卫生队拿药时,琦云忽然停在一丛仙人掌旁边。待我走到跟前,她便冷不丁儿地说:“我晓得你要找我谈什么。你都等了这么多天了,现在就谈吧!”

  原来,琦云和秦国建本是同一所中学同一个排的同学。在学校时,秦国建就对琦云特别关心,似乎有那么点意思。而出身不好的琦云总是躲着秦国建这个正走红的排干部。毕业时,秦国建已经过了征兵的政审和体检几道关,大家都以为他要光荣地当正规军去了,可不料想他也遭了个“发配”的命。前不久,秦国建的好朋友捎话给琦云,说秦国建真的喜欢她,而且就是为了她才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来的。当时,琦云是向有关领导写了血书才得到了扎根边疆的资格,面临从此间音讯两茫茫的危险,秦国建心一横,舍了参军入伍的光辉前途,转而报名支边了。

  听罢此言,琦云心头翻了五味瓶。想不到竟然有人为了自己作出这样大的牺牲!可是,她并不想就此而依傍并未爱过的秦国建,为了对秦国建,也为了对自己负责,她约请秦国建尽早一谈。哪知会有好事者密报了连长。

  当晚,连长接到信息,立即率领几个民兵扑到田坝里,想来个“捉奸捉双”。结果呢,琦云快刀斩乱麻,早就三言两语,了结了秦国建的单相思。连长一行人扑了个空,在冷嗖嗖、空荡荡的田坎上转了一圈,回来就气急败坏地紧急集合,大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本来是不成其为事实的一个幻影,反而无中生有的作了被批判的众矢之的。

  这以后,我义不容辞地成了琦云的辩护人和支持者。后来,我和琦云成了好友。

  一天,我和琦云被派到县城去买宣传队做服装的布料。秦国建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等候在路旁。我俩猛地见了,大吃一惊。

  秦国建低声喊着琦云,要她等等,说有话要讲。琦云反而捏紧了我的手,硬着头皮往前走。秦国建又诚恳地说:“琦云,我只说一句话。行不行?”琦云还是拉着我急急往前走,速度越来越快。我也紧张得气喘吁吁,好像是怕 人打劫一样。不知秦国建还叨叨了些什么,我们已经小跑起来,只听见他绝望地大喊:“琦云……!”喊声嗡嗡地回荡。我们已经跑出老远,把这条“尾巴”甩掉了。

  我原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可后来偏偏又出了岔子。

  那时,林彪完蛋了,“早请示、晚汇报”也随之取消了。我们宣传队去营部礼堂排练新节目,每天都要路过一个建筑工地。工地上正在盖房子。脚手架上的工人全都光着上半身,裤脚挽起,浑身的泥浆和灰尘,乱蓬蓬的头,脏兮兮的脸。大太阳的时候,他们背脊上的汗都有些反光。有人指指点点地叫起来:“哎呀!那不是秦国建吗?”大家议论说,秦国建原来一表人材的,现在整得像劳改一样……

  刚才还谈笑风生的琦云背转了身子,不再正眼看秦国建,也不去看那片工地,脸上阴沉沉的,像吴清华挨了一鞭子。

  又过了好些时候。一天晚上,琦云约我到山坡上散步。月亮很亮,干涸的防洪沟里,鹅卵石也被月亮照得一个个清清楚楚。打老远,我就看见有人从山下上坡来。那人快走到防洪沟时,琦云告诉我说,那就是秦国建。他们约好了在这里见面。琦云让我在坡上等她一会儿,以免她晚上单独出来的事招惹闲言碎语。

  我蹲在坡上,望着坡下一男一女两个相对伫立的人影,害怕而兴奋。既有一种冒险的快感,又有一种做了亏心事的自责……回去的路上,我坚决地劝阻她说:“你不能和他好!尽管他这人不坏,但你们不是一路子人。”

  琦云故作轻描淡写的样子,挽起我的手。我又尖锐地说:“你是不是觉得你坑了他?要负罪?要忏悔?”

  她沉吟片刻,低声说:“唉!咋给你说呢?你不懂,你不理解……”

  秦国建的痴心是有目共睹的,可他俩志趣不投也是有目共睹的。此后,他们共同经历了调离兵团的艰难,在极平常的气氛中,例行公事地结了婚。琦云凭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因才华出众,当了高等学府的教师,有学术专著出版。而秦国建成为一个踏踏实实的工人,业余牌手。两人始终没有情投意合,前不久协议离婚了。他俩都曾分别告诉我:总算了结了一个梦……
 

         故 事B
 
  又一个“ 莺歌燕舞”的元旦节到了。团宣传队编排了一台包括舞蹈、相声、表演唱和样板戏片段的文艺节目,到附近专县去慰问亲人解放军。
  
  演出结束已近十一点了。部队战士整着队,喊着口令有秩序地退场。演员们在后台急急地卸妆。冯敬祥照例扔了一个信封过来,里面5满了消毒药棉花。那是他找卫生队的朋友要的。我和柳萍萍、蓝媛丽瓜分了药棉,醮着凡士林抹脸上的油彩。
  
  宣传队每次卸妆,都只发给演员几张粗糙廉价的黄草纸。脸上生青春疙瘩的人最怕用那种纸卸妆。消毒棉花用起来确实舒服得多。
  
  我们的《白毛女》剧组里,冯敬祥扮演王大春,柳萍萍扮演喜儿,我和蓝媛丽跳窗花舞。常在一个剧目里泡,关系比较融洽,我们就跟着柳萍萍沾了光,提高了卸妆的待遇。
  
  回连队时,寒风凛冽,二十几个宣传队员在大卡车上冻得缩头缩脑。按政治部某首长的命令,男生靠左边站,女生靠右边站,中间用道具箱隔开。一路上,有人紧裹军大衣打着瞌睡,有人佘兴未散,低声哼着歌子。柳萍萍靠在我背上,身子随汽车的颠簸晃动。那两天她一直病着。
    
  中途,蓝媛丽拥过来,边挤边闲聊,柳萍萍却没有搭腔。蓝媛丽凑近柳萍萍看了看,突然叫我说:“不对,柳萍萍好象昏过去了!”我转过身抱住柳萍萍一看,她满脸痛苦状,嘴唇抖着,眼睛虚眨了两下,又闭上了。
  
  我和蓝媛丽一阵惊叫,车上的人都围了上来。我呼喊着:“萍萍,醒一醒!”可柳萍萍一个劲儿往下倒。昏过去的人真沉,我和蓝媛丽使足了劲儿也扶不住她。蓝媛丽慌忙在人群中扫视了一圈儿,大声喊起来:“
  
  冯敬祥稍一愣神,呼地挤进人圈,搂住柳萍萍,一边在道具箱上坐下,一边叫人把自己身上的军大衣拉下来,盖在柳萍萍身上。他又用大拇指掐住柳萍萍的人中穴位,招呼大家闪开一点,说让病人呼吸到新鲜空气。
  
  卡车开到连上停稳,冯敬祥把昏昏沉沉的柳萍萍抱进女生寝舍,小心翼翼地安放在她床上。待卫生员背着药箱子,带了医疗器械进来,冯敬祥才退了出去。
  
  那年头,文艺节目都不能随便沾男女恋情,拥抱接吻的场面一概禁止。,冯敬祥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抱了柳萍萍那么长时间,弄得在场的人惊心动魄。当晚,在蓄水池边打水洗脸洗脚时,男生女生的目光便躲躲闪闪,说话也吞吞吐吐。第二天,宣传队以外也无人不知这个精采场面了。又羡慕又气愤者不乏其人,恨不得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者亦有之,上上下下炸开了锅。肃清流毒的全连大会当然势在必行啰。
  
  “冯敬祥!出列!”指导员喝道。
  
  冯敬祥规规矩矩站了出来,临了回过头朝我们这边偷偷一笑。
  
  “冯敬祥,你考虑过你的行为吗?”指导员厉声问。
  
  “当时我没多想。现在我想,这不就是救死扶伤嘛!”冯敬祥一板一眼地回答。
  
  指导员气得直瞪眼,厉声质问:“那你去抱柳萍萍时,为啥还说她是你老婆?”
  
  这下倒轮上冯敬祥瞪眼睛了。他仿佛追忆着此语的来源,好一阵反应不过来。
  
  “快说!”指导员又吼道。
  
  “她……在台上,就是我老婆呀!”冯敬祥终于有所反应。屏声静气的人群哄然大笑,老半天平息不下来。本来庄严的批判被毁了。
  
  连部决定关冯敬祥两天禁闭,让他反省。可是,那些天总有演出,指导员又没法取代他,只好照样放他去跳王大春。
  
  柳萍萍恢复健康以后,像躲蚊虫似地避着冯敬祥,连句感谢的话也没对他说过。演《白毛女》中的双人舞时,柳萍萍再也不和冯敬祥交换眼神,搞得喜儿对大春没一点儿欢喜的样子。为此,团政治部批评了宣传队。
  
  半年后,柳萍萍当上工农兵学员,远走高飞到了上海。蓝媛丽接替了柳萍萍,成了我们宣传队的“第二代喜儿”。与柳萍萍不同的是,这个“喜儿”真的和“王大春”相好了。台上的“老婆”成了台下的老婆。冯敬祥和蓝媛丽回成都以后旅行结婚,还到了上海,看望在那里安了家的柳萍萍。
  
  本来冯敬祥和蓝媛丽挺合拍的,大家都说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可后来传闻,他们关系也挺微妙。蓝媛丽脾气越来越大,时常为芝麻点儿小事和冯敬祥顶牛。全然没有了台上喜儿的那股甜劲儿。开头,冯敬祥不还嘻皮笑脸的,逗一逗她。后来则忍无可忍,也摔摔打打地,报销了好几只碗和杯子。
  
  去年春季,支边的同学又串联起来,举行纪念支边的聚会。每一个从云南回来的同学都为此而激动、振奋。蓝媛丽却莫名其妙地伤心掉泪。我去问她为什么,她才老实告诉我。听说柳萍萍为此专程从上海回来,她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当初冯敬祥和柳萍萍总是那么一层关系……
  
  “一想到要和柳萍萍面对面,我心里就像猫抓一样……”
  
  我哑然失笑。戳着她的头说:“蓝媛丽呀蓝媛丽,你怎么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的?柳萍萍和冯敬祥哪有什么关系?那不都是‘抓意识’乱抓出来的吗?你又不是不在场,还非要哪个来给你专门解释?”

  “要是没那回子事儿,冯敬祥敢当着全连人的面说柳萍萍是他老婆吗?这叫什么话!”
  
  蓝媛丽苦笑着说,他们结婚,冯敬祥为啥不选别的路线旅行,偏偏要去上海?还偏偏要见柳萍萍?“虽说当年柳萍萍没理冯敬祥了,可那次见了面,她一个劲儿说,想不到我蓝媛丽会和冯敬祥结婚。这话又是什么意思?柳萍萍还提起当年被‘抓意识’的事。冯敬祥一点儿不叫屈,还嘿嘿直笑……”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蓝媛丽和冯敬祥不和睦的原因在此!虽然我就可以作柳萍萍无辜的见证人,可无论如何,也不能消除那次“乱点鸳鸯谱”对一个女孩子的深深刺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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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 事 C


  我们连有两个特殊人物——黄青和古玉芳。

  黄青的父亲和古玉芳母亲是同事,黄青的父母又和古玉芳的姑姑是同学,所以两家关系挺好。虽然那些年在学校里大伙儿还分着“男女界线”,可黄青和古玉芳却一直没有断了往来。下云南之后,黄青的父母怕儿子像有些知青那样,成天价打群架,“跳丰收舞“,就写信给古玉芳,说黄青是个楞头青,要她多提醒提醒黄青,别学坏了。

  古玉芳非常守信用,像个小老师似的,三天两头检查黄青的言行。久而久之,黄青的什么事她都要管了。黄青的口粮不够吃,她就省下自己的饭票送去;黄青的被子脏了,古玉芳去拆洗。黄青被惯得更懒了,脏袜子都是一堆一堆地扔出来,让古玉芳给收拾。当然,古玉芳的劳动定额完不成时,黄青也不会坐视不管。同学们都知道黄青家和古玉芳家是世交,所以,对他们的友情大伙儿都不见怪。

  有一回,我们连队上孟获山收包谷。要从山上把包谷杆担回连里做猪饲料。古玉芳担到半山腰就来不起了,遍担一扔,坐在山路上呜呜大哭。黄青晓得了,连忙过来,二话没说,把两副挑子一并,咬牙一撑,一肩就挑走了。古玉芳跟在后面脚歪手歪的,眼泪没干过。

  赶巧,他们刚好碰上了来连里检查工作的营教导员。教导员颇觉纳闷,质问连长说:“这两人是怎么回事?”连长如此这般地解释了一通。教导员略一思索,语重心长地嘱咐说:

  “老郝啊,对小青年的男女之事可不能掉以轻心啊!这批知识青年可是交到我们手上的,我们就要对他们的再教育负责任!这些小事搞不好哇,这要从量变到质变!还是要加强教育,防微杜渐。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一刻也放松不得的……”

  这回农闲时,大会小会都点了黄青和古玉芳的名,要他们注意其行动,检查思想,铲除“小资情调”……

  黄青写得一手好字,原来连里的墙报都是他在搞。那回他气坏了,有人交来批判稿,他抓过去三把两把地撕得粉碎,扔出窗口去。

  在班务会上,古玉芳说,她其实没有什么“意识”不“意识”的,就是爱帮忙。她帮助洗臭袜子的何止一人!黄青他们寝室四个男生的床她都收拾过。又脏又臭的男生寝舍,每回经她一打整,就焕然一新。人家男生都没说她有不轨之心。现在这么一想,好像她真的干了啥子见不得人的事一样,将来有什么脸面去见父母哟……说着说着,古玉芳又伤心起来。

  过了大年,第一批回成都探亲的知青名单批下来了。其中有我和古玉芳。临走前,全连知青穿梭般来找,有的往回捎白糖、红糖;有的要带沱茶、核桃、白药……还有人让我们去他们家取腊肉、香肠、豆豆豉、卫生纸等等,返回时带到连队。我们纷纷表示,一定要走遍全连每一个同学的家,把我们两年来的情况,向每一位家长汇报。

  回去的同学都说,在古玉芳家总找不到她,而每次去黄青家却总碰上她。黄青的父母当着同学的面说,古玉芳为黄青受了委屈,他们要把古玉芳当亲生女儿看待。他们不但热情款待古玉芳,甚至留古玉芳在他们家住宿。古玉芳也勤快得要命,黄青家洗洗涮涮、缝被子、补蚊帐的事全被她包了。同学们议论说,黄青的家才像古玉芳的家,古玉芳自己的家好像反而不存在了。

  探家归来,古玉芳简直是给黄青搬回一个“小伙食团”。他们的伙食费也合起来用了,还成双成对地去逛县城。其他知青谈对象都偷偷摸摸,生怕别人晓得。他们却肆无忌惮,搞得连部也莫奈何,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了。

  过了一段差不多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以后,黄青因其书法美术特长,由他父母阯通门路搞回成都了。古玉芳又在思念和奔波中苦熬了三年,好不容易也回了成都。
这天,我满心欢喜地去古玉芳家,祝福她好事多磨,总算如愿以偿。古玉芳一听,就扑进我怀里,抱住我浑身抽搐。我百思不解地等她抽搐了个够。她抬起泪眼,痛苦不堪地告诉我说,黄青并不爱她。

  自打黄青走后,信就少得可怜。古玉芳却坚持十天半月给他一信,每年给他织毛衣,带去他喜欢的食品……为了自己的感情和尊严,三年来,古玉芳一直向同学们隐瞒着事实真象。

  我含着泪从古玉芳家出来,立即起到黄青的工作单位。面对我的质问,黄青态度坦然。他说他没有欺骗古玉芳。古玉芳心里明白,黄青当初和她那样粘糊,完全是对“抓意识”的一种报复,一种发泄。然而,自从被点名批评以来,古玉芳死认着一个理,那就是她的清白名声,她的纯洁感情,全被系到了黄青身上。她拒不接受黄青不娶她的事实,任黄青怎么解释也没用。眼看着古玉芳那样巴心巴肝地对待自己及其父母,硬把关系往深处发展,黄青也苦恼万分。

  “我从未觉得她象做妻子的,只觉得她是个出色的管家。或者说她像个阿姨,像个姐姐。”黄青说。
 

  ……

  谁知对了不久,我出乎意料地接到了黄青和古玉芳送来的喜糖。他俩到底还是结婚了!这又一次让我惊讶不已。

  原来,古玉芳受不了黄青的拒绝,终日痛不欲生。黄青的父母对儿子的负心也痛心疾首。指着儿子咬牙切齿道:“你们可是患难之交啊!只要我们还活着,就不准你甩了古玉芳!”

  黄青觉得无路可走,硬着头皮和古玉芳办了结婚手续。然后,他不是加班就是出差,不是出差就是旅游写生。总之,黄青找出种种借口,就是不回这个新房来住。眼见事情越来越僵,毫无转机,受尽屈辱的古玉芳,最终也选择了离婚的路……

  如今,提起那个倒楣的“抓意识”来,古玉芳就会尖酸刻薄地自嘲一番。


           
           故 事D
  
  陆小静的运气很不好。我们绝大多数支边青年都是分在以知青为主的新建连队,她却被分到了一个以归国华侨为主的老连队。
  
  刚刚一阵火车一阵汽车地颠到苍山之下,洱海之滨,远远离别了父母,这下又离开了同窗同龄的学友,那孤单的日子不晓得多够呛!看在同学份上,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逢假日便去串队看她,或者约她回来串。
  
  每次去看陆小静,听见那些归国侨胞们相互间故意说印尼话,或者广东客家话,叮零哐琅的,我们什么也听不懂,像是到了外国。
  
  老连队和新连队大不一样。我们连在光秃秃的山腰上,盖起一模一样三排房子没有绿树环抱,秀水穿流,隔不多远还有一片坟地,好不荒凉。不过,知青们打打狂狂,倒也闹热。
  
  小静的连队溪流环绕,每幢房子式样不一,前后栽有芭蕉树、梧桐树、桉树、凤凰树等等。归侨们都有家有口的,各家院里花卉繁茂,还有鸡、鸭、狗、兔。下了工,他们老老少少,一家子团聚。小静却一个人关在自己的小屋里,看着家里人的照片掉眼泪。
  
  时间长了,我们发现这些“假老外”对我挺热情,也挺“四旧”的。他们的生活习惯实际上比我们更传统。对“天地君亲师”的崇拜和电影、小说中我国的古老习俗一样。听说陆小静的父母是当教师的,便表现出十二分的尊敬,加之她又背了一张“知识青年”的皮,许多大大小小的孩子,就爱来询问些课本上和课本外的问题。有位老华侨扳着陆小静的手,细观其掌纹,断言她非这边山远水中的久留之人,将来必然舞文弄墨,满腹经纶,爱情事业兼得,合家幸福美满。
  
  其实,当时的陆小静仅仅是个孤独、怯懦的弱女子,期待一双有力的手臂,支撑她那悲苦多愁的心境。
  
  有个星期天,我去看陆小静。见他们连队晒坝上,一群青年在那儿嬉戏。有人拉着手风琴,唱着歌,还有些人用麻袋套住双脚,一跳一蹦地往前跑,看谁先到晒坝终线。不时有人摔倒,惹得唱歌的人停下来大笑大叫。有一个中等个子、十分潇洒的小伙子跑来询问我和小静是否能一起参加比赛。我因为跟这帮人不熟,也怕出洋相,就一口回绝了。小静要陪我玩,也只好婉言推辞。小伙子失望地走了。可他在游戏时不断回头来观察我们。
  
  小静说,这人叫倪兴旺,人挺好的,是团支部书记,常帮她的忙。
  
  又的一回,我碰见小静在给一群华侨小孩讲几道题。这个倪兴旺在一边看着,一言不发,只有那眼神充满了关切和喜悦。我立即对此我警惕起来,提醒陆小静对他留点神。陆小静很不满意地瞪了我两眼。
  
  这事儿不幸被我言中。不久以后,陆小静与倪兴旺被“抓意识”的消息传遍了全团。因为这个事件涉及了知青,又涉及了归侨,所以影响更大。营里点名批判了他们,倪兴旺的团支部书记职务也被撤销了。我赶到小静那里去时,小静瘦得像根草了。她一反过去那林黛玉似的哭天抹地的形象,一张脸冷静得跟雕塑一般。
  
  “我们惹到哪个了?一不杀人,二不放火,又没有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倪兴旺年年都当标兵,我也不是白吃饭的,样样活路都完成了。难道我们一起谈谈话,意识形态就出拐了?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唱歌就是阶级斗争?……”
  
  我一时无言以对,后来,陆小静又告诉我,有当官的告诉她,上面曾有一个机密文件,说对归侨不能重用。从国外回来的人很复杂,保不准有美蒋特务混在里边……那文件是林彪在的时候发的,林彪垮台了却还在沿用。归侨们知道了这件事,差点要把团部砸了。谁服这口气呀!都认为自己是赤胆忠心,回来报效祖国的,没想到落得这个嫌疑。连归侨青年和知青往来多点,也值得这么整啊!
  
  小静不住叹息着,要我以后别再去找她了,她不想连累朋友。
  
  正说着,有人敲门来了。陆小静一开门,脸又沉了下来。我一看,是我们团长的夫人,政治部副主任。她带着营里两个干部立在门外。陆小静一步上去,用身子堵住房门,冷冷地说:
  
  “你们又来干什么?现在才想起来关心我,太迟了——!告诉你们,我的事用不着你们操心,我爸妈还没死呢!”
  
  “砰”地一声,陆小静把门关上了。团长夫人在门外苦口婆心,口口声声说,这是为了小静好,为年轻人着想。任外边的人敲门喊话,小静整死也不开门。
  
  团里营里对陆小静都非常头疼,专门发函到成都,通知了陆小静的父母。两位可怜的老人吓得不行,一面写信威胁小静,说如果她不听组织上的话,就跟她断绝关系;一面恳求兵团方面放人。他们四处托人找门路,要调陆小静回城去,哪怕是回去扫大街。
  
  后来又有“爆炸性传闻”,说陆小静和倪兴旺合谋私奔,还没跑到外五县就被拦截,押了回来。这一下,建设兵团立即给陆小静办了个病退手续。陆小静的父母亲自来云南接她走。
  
  她要走时,我还是去了。趁上厕所之机,她避开了父母等人,给我讲了几句知心话。她说她太傻了。她和倪兴旺过去连手都没拉过一次,竟被“抓意识”搞得一塌糊涂。现在倪兴旺为了她吃尽苦头,却又在躲她了,说要成全她的回城梦。早知如此,真该把身子给了他呀!如果那样,就是死了也了然……
  
  如闻炸雷,我心惊肉跳。跑出厕所四下侦察,确认无人听见,心里石头才稍有放下。
  
  “四人帮”粉碎后不久,倪兴旺和海外的亲戚重新挂上了钩,很快又出国去了。陆小静至今没有结婚。她忙着学习,补习完初中又补高中,然后一次一次参加单科考试,直至拿到大学文凭。
  
  同学们说,她是以学习为借口,想回避家人对她反复催促的婚姻大事。还有人说,小静八成是想考个出国留学生,好找到她的心上人,在异国他乡喜结良缘。听了这话,有人一笑,说倪兴旺在外国已经结了婚了,恐怕儿女都早已成行啰!
  
  春天年复一年,一年一个春天。年年春天一个样——花开花落,花落花开。只有人生的春天,一去不复返……
  
  多想再看看亲手栽的树,多想再摸摸当年住过的房。祖国的山川名胜何其多,唯有兵团那些不起眼的山.无名的河,让我们千呼万唤,魂绕梦牵!
  
  那一片被我们开垦,又遭我们遗弃的土地,为什么有如此魅力?或许,我们生命之树中最美好、最宝贵的那几圈年轮,是那山那水勾画;或许,是那山那水记载着我们当年的困……或许什么也不是。只因为,我们有失落,有希冀,有追悔,有寻找……


  作者:曾渝陵 女 原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三团直属连(宣传队),现在成都市文化局创作研究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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