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定模·  

 

  

有件事梗在心头好多年了。

大约是在1974年的春天,那天我栽了秧子回连队,文书递给我一封信。知青一看到信就是一副饿痨相。都是马上拆开就狼吞虎咽地读。这封信是我的朋友王友琴寄来的,她是北京知青,当时在思茅兵团总部宣传处帮忙。她在信中告诉我说,你们四川的作家高缨老师来了,他要同云南的作家冯永棋老师合作,创作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电影。高缨老师昨天读了你写来的信,激动得没睡午觉。最后 友琴说:我已经将你的信借给高老师作参考资料了,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我的头乱轰轰的,好半天想不出上次给友琴写了些什么。努力回忆,才记起些模糊的句子,大概说了边疆也有边疆的好处吃点苦,可能对意志力的形成有利之类的话。再反复推敲友琴的信,我猜得到,作家会把我的豪情壮志贯穿到他的知青英雄的心灵之中。就在推敲之时,我忽然意识到:人们眼中的我,其实是一个虚假的我。

 

七十年代初期时提倡让工农兵杀上艺术舞台,于是,我有幸在1972年夏到兵团总部参加小说创作学习班。在班里,我年龄最小,知识也少,啥都好奇,总是睁大了两只眼睛虏诚地听人讲话,因此人缘也就出奇地好,几乎每个人都对我报以爱心,到处是善意的笑容和真诚的帮助。置身于这种氛围,我不由自主地倚小卖小。当时普洱地震波及思茅,我们每天要走一点钟的路,到牛毛毡棚去睡觉。我不愿走,友琴就哄我,一边走一边给我讲故事。一个故事讲完了,下一个还没想出来,我就蹲下,抱住路边的大树,她只好迅速地编。反正,班里的人都觉得我纯真,热情,无忧无虑,满脑子都是阳光、鲜花和蜂糖。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陈志坚--一个头发都白了的老头--就几次找我谈话,鼓励我,他眼睛里是慈祥的目光,他.说:你这个独姑娘,不晓得在家里边娇成哪样,到边疆来,该哭鼻子了。哭鼻子不怕,哭过了就好了……老陈没有儿女,我觉得他把对儿女的爱都倾注在我们这些业余作者身上,也就不忍心反驳他的想象,把我在家里的真实情况说出来,笑容里伪造出许多天真烂漫。

 

我确实是独姑娘,可我的记忆中没有一丝童年的幸福。五岁,父母把我过继给一个老处女当养女。这就是我的独姑娘的来由I记得我是九岁开始担水的,桶大,楼梯陡,桶的下半部总在台阶上磕磕碰碰,迈不过,我只得踮起足尖上楼。时常都有一个幻觉出现:哗啦一声,扁担、楼梯、桶,全部垮了,我也就伏在这一片混乱中永远不起来。其实,做家务事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堪忍受的是养母施予我的精神折磨。家里没有笑脸,她成天骂骂咧咧,每一件事都可能触动她的痛神经。冬日的深夜,她泪流满面地哭泣,用脚把被窝里的我踢醒,罚我端坐在床上不许睡觉。我好瞌睡啊,揉着眼睛问她有啥事,她骂我,说就是我气得她睡不着。她骂了好久,恶气出不了,把我拖下床,叫我滚,滚到我亲生父母那里去。我只穿了短衣短裤,就说,等明天早晨再滚嘛,她不依,嚎哭着喊:不行,不行,就现在,马上滚!上小学时,我每天从青年路走到后子门,天天都在路上逗留,回家犹进鬼门关,一想起她我就怕。多少年之后,我坐在明亮的办公室里办公,我还会忽然听到她的一声喊叫,情不自禁地心悸,这种错觉说明她给我留下了多么恐怖的烙印。

 

我之所以坚决到边疆,并不是觉悟高,也不是想挣先进,出人头地,我是想躲避我的养母。我也可能在某种场合赞扬过边疆好,这对我来说,确实有真实的一面,养母不能千里迢迢地跑来.揪着我的耳朵大发雷霆了。

 

可是,这一切,我怎么开口向小说创作班的同伴们讲呢?怎么向友琴、高缨老师、冯永祺老师讲呢?;我隐瞒着,假装得了生活的万千好处,东一郎头西一棒子地忙着报答。

 

后来,友琴给我寄来了高缨老师和冯永棋老师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寄托》,剧中的女主人公叫王小雷,是知青,也是个独姑娘。我不敢对号入座,只是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写信谈到热爱边疆诸事。我想:只说爱边疆而不能说爱边疆的真实理由,实在是混淆视听。并且,一直,我都对自己曾写过一些语句含糊的信,心怀歉意。

 

作者:钟定模 女 原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三团,现在四川省妇联《分忧》杂志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