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断章

 

邓贤

 

    那时候我们都年轻,年轻便有许多梦。有噩梦,也有美丽的想象。

    噩梦醒来是早晨,想象却折断翅膀。但是我们不必为此沮丧。只要我们对生活充满信心,昨天的人生就是一笔沉甸甸的财富。  

劳动者之歌  

    那时候我出身不好,爷爷是剥削阶级,父亲不曾做过工,也不曾种过地,因此从任何意义上讲,我们一家都不该生活在城市,而应当发配到大森林或者别的什么世界。后来我们一家果然都离开成都:父亲去“五·七”干校,姐姐下农村,我就到了云南边疆,下决心同剥削阶级划清界限,好脱胎换骨。

我们三师十团地处滇西陇川坝,是一个以种植经济作物和粮食为主的大型农场。我去的第三营第五连距营部不太远,有甘蔗林近千亩,老职工和北京、上海、成都知青150余人。

初来乍到,为了给贫下中农留下一个好印象,我们十多个成都男同学,个个剃光头,穿短裤背心,扛一把大板锄,仿佛不是去上工,倒象冲锋陷阵的敢死队。老职工纷纷劝阻,说甘蔗叶上长满锯齿,锋利无比,要割坏的,云云。大家情绪越发激昂,越发劝阻不住,大有“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的气概,就雄赳赳地钻进甘蔗地比赛锄草。半天下来,一个个被割得鲜血长淌,头上脸上都是伤,毗牙咧嘴地吸冷气。下午便有人打退堂鼓。第二天,敢冲锋的还有一半人,到锄草结束,体无完肤的敢死队员剩下两名; 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钱江。钱江也是条硬汉,后来推荐上大学,现在美国费城攻读医学博士。

    每年六月,天空浓云翻滚,大雨滂沱。甘蔗苗一封林,这时候就要下沼泽地割草积肥。

    我们那个坝子有许多沼泽地,当地人称“烂坝塘”。由于亚热带高温高湿,各种动物植物浮游微生物繁衍奇快,因此沼泽地里便无奇不有,据说还有人见过水桶粗的蟒蛇。头次淌进烂坝塘,铁锈色的泥水淹没大腿,才割了一捆草,就觉得腿肚子阵阵刺痛。待拔出腿来,才看见至少叮了十几条粗粗细细的水蚂蟥,细的如蜈蚣,粗的若芭蕉。我头皮一阵发麻,连忙伸手去抓,谁知滑腻腻的,抓也抓不掉。附近水面还有许多蚂蟥昂起头,好象一群群毒蛇,争先恐后地赶来。我不禁魂飞魄散,终于狼狈地逃上岸来。待老职工替我将蚂蝗一条条捉下来,腿上已是鲜血淋漓。

    还有野蜂。藏在草丛里,看也看不见,稍稍惊动,便被盯得鼻青脸肿。一次割草,惊起一群吊脚蜂,竟被叮得高烧不止,身上至今残留着十几个大大小小的瘢痕。

    从此之后,我视沼泽为畏途,每每一想到那些隐伏水中的蚂蝗和轰炸机般的蜂群,便觉得心惊肉跳。尽管我时时鼓起勇气并想起领袖教导,但是这个心理障碍一直未能得到有效克眼。

    割了草便积肥。连队牛厩有两三间教室大,一两百头牛关在厩里拉撒,经过一个雨季,草捆沤烂了,便要出肥料。

    出肥料是重体力活路,要选精壮劳力,且脏,我认为正是考验自己的好机会,就积极报名参加。

    距牛厩一二十公尺远,便觉臭气冲天,到处蚊蝇成群。出肥料要站在没膝的粪水里,用钉耙将肥料甩上木车,然后一车车拖出厩去。时常便兔不了被粪水溅得一头一脸,那种臭烘烘的感觉,大约与跌进大粪坑里也差不多。

    何况还要下大力气干活儿。汗水将衣衫全湿透,分不清哪是粪水,哪是汗水。一天下来,累得摇摇晃晃,走路打闪,却吃不下饭。

    但是人的适应能力往往是惊人的。

    在城市,随地吐痰是不文明举动,众人鄙视,还要罚款;在农村,怕脏怕臭便意味着贪图享受和好逸恶劳。对我来说,对劳动的体验和生活观念的改变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仅仅一周之后,我便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立场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因为我不仅能同老职工一样在牛廊里边干活儿边有说有笑,随口说一些比牛粪还脏的脏话,而且还能用沾满粪便的手抽烟、喝水和吃饭了。我自豪地把这种变化归结为向贫下中农学习和斗私批修的结果。

    劳动改造大自然,也改造我们自己。我们日复一日同大自然搏斗,播种、中耕、秋收,还有南宛河畔筑堤抢险,等等。在原始的体力劳动的方式下,无论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必须直面亚热带边疆的烈日和暴雨,一天天,一年年地干下去,你要么坚强起来,要么淘汰自己。

    七年之后,当我考人大学,面对教室里那些无忧无虑的年轻同学时,我突然明白;我已经长大了。我早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男子汉。

 

一碗猪油

 

    我可以自豪地宣称,我拥有一种更加珍贵的人生财富,这就是劳动。

    十九岁那年,我被上级任命为司务长。司务长是排级干部,请假不扣工资。当时我背着很重的家庭包袱,因此决心以办好伙食来报答组织信任。

    司务长工作,除了天天煮大锅饭,还兼带采买,种菜,养猪,种饲料。偶尔逢到菜蔬丰收,也将白菜萝卜用队里牛车装了,赶到街子上去卖,卖了几元几十元,晚上便点了煤油灯打算盘。

    我们甘蔗连队,规定每月粮食定量三十八斤,菜油一两。至于其他副食,、一律自给自足。我们连队有知青七十多人,加上老职工和家属男女老少共二百五十人,因此我便初步体会到“民以食为天”这副历史重担的分量。

    没有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恐怕很难懂得“粮食”一词的分量;没有当过知青的人,恐怕也很难体会“劳动”所包含的严酷意义。对我来说,在全部人生体验之外,大约还得加上一个内容,就是“打牙祭”。

    建设兵团实行体制军事化,过共产主义生活。一切财产属于公有,不许个人种自留地,不许养猪,养鸡,种果树。当资本主义的尾巴,被反复割干净之后,连队的猪就总养不肥。因为急迫的人们不待猪们长出肥膘来便要杀,”杀完大的杀小的。所以猪的生长速度总也跟不上人们胃口的需要。

    平均一月或者两月打一次牙祭。所谓打牙祭,决没有今天饭馆里琳琅满目的内容,大多一勺净肉,外加一碗猪血或者油渣汤,便使人心满意足。即使这样简陋的内容也不可多得,因此对于连队的人们尤其是知青来说,打牙祭的话题便是一种充满魅力的精神享受。

    到了杀猪这天,连队便早早收工,男人们蹲在伙食团外面竹林下抽烟,孩子端着锅盆挤满灶台。连长指导员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大声吆喝,厨房里帮厨的人脸上放着光,说话粗声大气,全连笼罩着一种节日的欢乐气氛。

    这一天主角自然是我。

    头天便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到兄弟连队去借大锅,把杀猪刀磨得锋快,还要备下吹猪刮毛的工具,以及姜葱大蒜其他佐料,等等。第二天天不亮便起床,招呼帮厨的人,把猪一索子捆翻,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那猪便痛不欲生,将对人类的抗议嚷得一院于都是。忙到下午,终于将一头瘦棱棱的架子猪变成一大锅热气腾腾的口锅肉。

    通常由炊事员掌勺。一人一勺,小孩半勺。人多的沾了光,兴高采烈;人少的扒光了自己的那份,却不走,蹲在一旁看别人吃。大家的眼睛都在有意无意地监视炊事员,倘若发现某人多了,某人少了,或者好像多了少了,大家便忿忿然,在工地上议论好几天。

    也有剩余的时候。大家便站起队来,一人加半勺;或内,或汤,加完为止。先来的心满意足,打着饱嗝散开去,迟到的便懊悔跺脚,觉得吃了亏。也有破口大骂,仿佛遭强盗打劫一般。好在伙食团的肉实实在在是分光了,圈里的猪也听不懂,于是炊事员就赶紧锁起门来回家,如同做了亏心事。

    有一次,成都知青XX,吃了一口又来排二回,同炊事员吵起来。一砖头砸在炊事员头上,结果会餐变成了会战。后面  的人只好把猪血人血砖头渣渣一起吃进肚子里去。

      出了这回事故,我决心进行改革,将掌勺制改为称秤制。每一分肉都被称得绝对公平无懈可击,再辅以花名册,人们象真正的士兵那样排起队来,点名领取。改革有效地杜绝了分配不公和任人唯亲,不给少数揩社会主义油水的人以可趋之机。直到许多年后,我创造的这种分配方式一直在伙食四沿用,后来社会物质极大丰富,家家都养了肥猪,没有人来吃大锅饭,伙食团才被撤销。

    一九七四年春节前后,我带领六名知青进山伐木,为连队储备过雨季的木柴。连队杀了一头病猪,毛重约五六十斤,据说一直打摆子。决定一半带上山,另一半全连人会餐。这次分配是如此明显地不公,激起了几乎全连人的愤怒。有人悄悄用斧子将那半只猪肉剁成烂泥,以致于不得不用一只脸盆装上山去。

    另一半猪肉也遭了厄运,夜里彼一个没有良心的小偷偷走了三分之一。这个案子侦察了好几年,始终没有破案。

    我们在深山老林里呆了整整一个月。

    第十九天晚上,我从山里出来补充给养,全身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布片。全连人都用一种惊讶和同情的目光迎接我。连队实在太穷了,伙食团除了一碗积满油垢的猪油外,拿不出任何东西慰劳我。不管怎么说,能占有一碗猪油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于是我毫不犹豫捧起那只油碗,如同一个贪婪的暴发户捧起一笔巨大的财富,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口气将猪油喝得干干净净。当我长长吁出一口大气时,我感到浑身上下回肠荡气,连每一个毛孔每一个细胞都洋溢着不可言喻的幸福感。

    令人费解的是,我居然没有拉肚子,也没有生病,据别人说我的脸色一直红润了好几天。

    幸福的含义往往就是这样:当一个渺小的愿望最大限度地得到满足,你就得到了幸福。

 

断碣残碑

 

    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昨天,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未必拥有明天。当我们终于幸运地走出昨天并憧憬明天的阳光时,一个同龄人却永久地沉入昨天的黑夜之中。于是,在我的记忆深处,就长久地埋葬了这样一座不断被岁月风化的断碣残碑。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冬月,夕阳西下的傍晚,一大片火烧云好像血迹从天边慢慢侵蚀过来。凛冽的寒气随同黑暗一道,从大山的阴影里爬出来,渐渐笼罩了胶林和大地。

    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营部:六连一个叫黄于岚的女知青失踪了。

    据六连同志介绍;黄于岚系成都六中学生,共青团员。平时劳动较好,工作很泼辣,缺点是生活作风不检点,常同男知青拉拉扯扯。两个月前,她在回成都探亲时,搭乘一辆过路汽车,后被发现同司机有不正当关系。此事因证据不足,尚未处理。

    当时营部正开党委会,会议临时中断,我随同营长兼党委书记老阎,六连副指导员老李连夜赶往六连。

    六连坐落在一条山沟里,山上种橡胶和金鸡纳。我们赶到连队时已经繁星满空。了解结果,证实黄于岚是在头天夜里失踪的。有人曾看见她寝室的油灯一直亮了大半夜。另据牛原站岗的老陈报告,他在昨天下半夜隐隐听见水库方向有哭声。因为从前这一带常闹鬼,所以他就把子弹顶上膛,浑身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经过彻夜搜寻,水库堤坝一例草丛中,果然发现一双女式塑料底布鞋。经六连知青辨认,确认是黄子岚的。

    线索由此变得复杂起来。

    黄子岚哪里去了?投水自杀?抑或是个迷惑人的假相?

老李断然否定了前一种假设。他认为黄子岚没有理由自杀。因为领导仅仅对她进行了批评教育,尚未处分,何况黄在1972年的全营水库游泳比赛中,还夺得过两种姿势的女子第一名。

    布鞋是个迷魂阵,目的是拖延时间,转移视线,结论是人已经跑外国了。

    老间同意老李的判断。于是团部警通排和边防哨卡的部队一接到通知,封锁边境,设哨堵卡。但是三天过去了,黄子岚仍然古无踪影。

    人们的视线又回到水库堤坝上。不管怎么说,当她没有被确凿地找回来之前,谁也不能排除投水自杀的可能性。

    组织打捞。用长长的竹竿,缚上钉把和铁丝网,好象绳子一样在水库里反复蓖了若干遍。又动用了打鱼的尼龙网,在水  库里拉起了许多小鱼。但是依然不见黄子岚的踪影。

    只有最后一个选择,就是开闸放水,让湖水掩盖的谜底暴露无遗。

    四连指导员周朝茂气喘吁吁爬上山来,他冲动而激烈地反对开闸放水。理由是开春后四连二千亩水稻全靠这些水插秧,倘若将水白白放走,来年的收成指望什么?

    老间是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山西人。他愁眉不展地蹲在地上,足足抽了一个钟头的闷烟,才站起身,使劲朝地上咋了一口,怒气冲冲地说:“毯!我。他妈——开闸!”

    锈蚀而沉重的大铁闻被粗钢缆拖拽着,挣扎着,发出嘎嘎的呻吟。粗大的水柱从问底喷涌而出,沿着干涸的灌溉渠一路欢唱不是流向稻田而是流进南宛河。四连指导员伤心地望着来年的粮食白白淌掉,一面用最恶毒的字眼诅咒那个失踪的害人精,一面跌跌撞撞下山了。

    铁间继续升高,我望着急剧退去的湖水,心里不由得打个寒战。我不愿意见到这个事实,不希望那个失踪的女知青躲在湖底。倘若她还有一线活下去的希望,又何必要残忍地将自己窒息在这片寒气袭人的湖水里呢?

    几小时后,湖底的石头和淤泥渐渐显露出来,不知谁低低惊叫一声:“啊——看那边!”

    在湖的一侧,距堤坝约二三十米的地方,一缀黑色的头发浮上水面,好象一缕漂荡的水草。紧接着,一个姑娘的身影便从水中慢慢显现出来……

    是她——黄子岚!她不是躺在水里,而是站在齐腰深的淤泥中!

    这是一个无论如何也无法用语言描进的惊心动魄的事实。黄子岚没有到外国去,她确确实实走下了堤坝,走进了寒彻骨髓的湖水里。五个白天和黑夜过去了,她居然一直以这样的姿态站立着,始终不倒!

    我的心猛然缩成一团。空气凝固了,气温仿佛骤然降到冰一点。

    一个女知青突然放声大哭,哭声撕裂空气,在山坡上引起。一片回声。我被极大地震撼着,悲从中来。面对一个二十二岁的同龄人,尽管我们素不相识,也尽管我并没有对她欠下什么,然而我却有一种深深的负疚,仿佛活着就是罪过。

    尸体解剖结果,肺部未进水。医生说,死者是硬憋着一口气,直到将自己活活憋死。

    后事处理简短而迅速,黄子岚被埋葬在胶林深处。下葬那天,全连知青和老职工都到了场,连平时最不肯和解的人也流下真诚的眼泪。她终于以自己的方式获得人们的谅解。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知青的故事。我只见过她一面,然而这个印象便刀凿斧刻般留在记忆里。我们属于同一代人,有着共同的岁月和命运,虽然她早已离开这个世界,连她坟前的墓碑也已经剥落风化,但是我在记忆深处仍然保留了这座上坟,连同那块属于她和我们共同的断褐残碑。

 

作者:邓 原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团三营五连,现为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