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益飞·朋友,你在哪里

 

197167日刘益飞在我的《青春无悔》云南支边生活纪实书中题字:“我们有16000多朋友”。

 

 

朋友,你在哪里

 

·刘益飞·

 

    1976年初春,我随省农垦总局吉副局长一行来到地处滇西南一隅的助连农场。近年来,经过勘测和试种,发现这里有大片适宜橡胶生长的山坡地带。在西双版纳的大片原始森林被开垦后,总局生产处的开荒目标很快就瞄向了这块地处版纳边缘、具有典型亚热带气候的植胶处女地。

    清晨,我们一行在农场几位同志陪同下,从北边爬上了一座刚刚烧过荒草杂树的大坡,去察看即将开挖梯田的山地。早春二月,春寒料峭,站在山坡顶上,还有阵阵凉意。眼前的荒坡已被一层黑黑的灰烬所覆盖,四周寂静无声,给人一种苍凉

的感觉。山脚下不远是一条小河,弯曲的河道一直向南边伸展。据农场同志介绍,国境线上的界碑就在前面的河岸边上,离我们只有几里路远。山脚边有一幢小房子格外引人注目。那是一幢颇有法式风格的小尖顶平房,暗红色的筒瓦,乳白色的墙壁,奶黄色的墙裙,很有些洋气呢!在这穷山僻壤里,与四周农场简陋的土坯草顶房、山民们的吊脚竹楼相比,真是鹤立鸡群了。我一问农场同志,此房还真有来头,是外事部门的一个边境工作站。

    一阵好奇心驱使着我想去看个究竟。从南坡下山后,我走进了这幢小平房。平房里还套着个小四合院,门口没有我想象中的士兵持枪站岗,一个操着昆明腔的中年人问清我的身份和来意后,就在门口的一间房里和我随便地聊起来。当他知道我

是一个成都知青时,竟高兴地朝着院里喊起来:“喂,这儿有你们的老乡!”

    伴着一串嘻笑声,三个年轻人从里面四合院里走了出来,两个小伙子、一个姑娘,年龄和我差不多。两个小伙子都留着长发,穿着和当时的农场知青差不多。那姑娘却梳着齐耳的短发,上身穿一件草绿色的野战服,很有些士兵的风采,而齐腰

的卡克军服正好勾勒出年轻女性漂亮的曲线。这衣服在当时是很令不少女知青羡慕的。

    “在哪儿,啥子人哟?”

    小伙子一开口,就是道地的成都腔。我们之间的距离似乎一下子缩短了。这意外的相遇使我一下子兴奋起来。我先作了自我介绍,就忙着询问他们的来历。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似乎有些犹豫,停顿了几秒钟,一位小伙子对我说:“我们也是

兵团知青,三师的,过那边去几年了。前些天刚从成都探亲回来,住在这儿等待我们所在的队伍过来接我们。”

    我一下子惊讶起来。前几年,我就听说滇西那边有一些兵团知青跑到国境线那边去参加了缅共游击队,并听到过关于他们的种种传闻。但由于组织上从未正式讲过此事,我在总局青年处的所有案卷中也从未看到过一星半点的有关材料,因此我

对此事一直是半信半疑。而现在,却眼见为实了。

    不知是他们的遭遇令人沉思,还是他们那边的纪律所约束,两个小伙子似乎不愿多说什么。短暂的沉默后,那位姑娘热情邀请我这位老乡去他们寝室耍一下。

    四合院里有七八间小房子,我们进了左侧的一间。房里的陈设如同一般机关的招待所,两张相对的小床,一张写字台,唯有一对小沙发在当时还显得有些豪华。一副扑克牌散乱地丢在沙发前的茶几上。看来,他们刚才正在消遣。屋子的一角放

着几个胀鼓鼓的旅行包,这正是每个知青探亲后回农场的必带之物。待我坐下后,姑娘从隔壁房间里捧来一袋四川“怪味葫豆”,这也是许多成都女知青探亲回来所忘不了带的。紧接着,姑娘又泡了几杯我非常熟悉的“成都三花”。我们津津有味地嚼着、喝着,乡情越来越浓,关于蓉城的话题越来越多,刚才沉闷的气氛顿时飘散了。他们关切地询问兵团知青和农场的现状:

    “现役军人还在不在?”

    “兵团改农场究竟是怎么回事?”

    “连队知青现在每月能吃几次肉?”

    “知青啥子时候才能调回成都?”

    “农场领导向四川慰问团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好在我已经在总局(兵团)、分局(师)、农场(团)三级机关里工作了好几年,情况知道得不少,我一一回答了他们。看样子,他们不怎么满意。

    我们越谈越热乎,他们似乎也少了些顾虑,向我讲起他们在那边的作战和生活经历。一说到精采处,尤其是成都知青在游击队中善于交友,作战中机智、灵活,就眉飞色舞。但一说到现在、说到今后,言语中则流露出不少伤感之情。

    姑娘对我说:“我们从成都探亲回到这儿已经快半个月了,我们的队伍还没有消息,不知还要等多久。”

    我得知,缅共游击队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和政府军作战往往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要等到游击队又活动到国境线附近时,才会派人来接他们过去。

    一个小伙子感慨地对我说:“还是你们好。我们说不定哪天吃一个‘炮火’就报销了!”

    我终于忍不住,问:“你们当时为什么要过去呢?”

    他们一下子都沉默了。似乎有难言的苦衷,又好像很难说清这个问题。

    最后,还是那位姑娘说了一句:“那时想得很简单。”

    这恐怕是最好的回答了。我不禁点了点头。是啊,那时我们都才十八九岁,才从“红卫兵”那个红红火火得近乎疯狂的年代里走过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啊!作为同龄人,我对他们的遭遇充满理解和同情。

    要分手了。我们长久地握手道别,互相说着:“成都见!”没有更多的话。我看见,姑娘的眼眶已经湿润了。

    我始终没问他们的姓名和他们在成都的家庭住址。我想,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秘密,不论是他们的纪律约束还是他们自己的心愿,恐怕都不会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吧!

    对不起了,朋友!今天我写下这些,让更多的人知道,是因为我深深地怀念着你们!我们现在早已回到可爱的蓉城,当我坐在春熙路旁由当年瑞丽农场(三师十一团)知青钟永良开设的满有滇味的“傣家楼”餐厅,品尝着云南风味小吃,和几位当年的“兵团战友”一起,回顾南疆八年的种种故事时,对你们的思念之情更难以自抑。朋友,你们现在在哪儿呢?是在我们这座城市里,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还是仍在丛林中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或者已经长眠在异国他乡亚热带的泥土里呢?

    朋友,我们想念你!

 

 

    作者:刘益飞 原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九团和云南省农垦总局工作,现在中共成都市委党校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