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要发黄的信  黄基秉·

 

    作者:黄基秉 原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七团三营三连,现在四川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工作。

 

快要发黄的信

 

·黄基秉·

 

我的箱子里收藏着几封信,信里虽然没有曲折精采的情节,然而,却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秉:

    原谅我!拖至今天才给你回信。

    一个月来,我是怎样的在痛苦的深渊中挣扎呵!白天在胶林劳动时还好些,但收工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宿舍,无力地倒在床上,我的脑海中就会想到你,想到你离开勋景坝时的情景,想到我们一起刻苦学习的日子……

    那天在孟景汽车站,我一反过去爱说爱笑的常态,默默地为你提着一个旅行袋。你当时是高兴的,但从你那微笑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一丝忧郁,只有我才能感觉出来的忧郁。汽车启动了,你猛地从窗口伸出头来,眼眶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你想要对我说什么,但又说不出来,只是向我挥动着右手。我本能地跟着汽车跑了一段路,终于被抛在公路旁的大树下;我翘首向你使劲挥着手,直到汽车在山谷中消失。当时,我什么都喊不出来,我的眼睛模糊了,泪水直往心里流……

    我是多么舍不得你离开呀!还记得1971年中学毕业的情景吗?当时因为不能解决青年的就业问题,于是搞了个支援边疆的热潮。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派了一些现役军人到蓉城来作宣传鼓动,天真烂漫的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报名,一天之内,慷慨激昂的决心书就贴满了校园,那种气氛真使人热血沸腾!第一批红榜出来了,你的名字排在第一名(因你是校红卫兵团勤务组组长),十分显眼。我忙着找自己的名字,但从头到尾查了三遍都未找到。我忙到征兵办公室去询问,招兵的查了查花名册,冷冷地说:“哦,对不起,我们兵团不招收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是你知道情况后,立即为我向学校和招兵的求情。你反复解释:小林的父亲虽是右派,但1958年初就在劳改农场病死了,他母亲1957年就和他父亲离了婚并改了嫁。小林是在父亲原工作的研究所看门人陈孤老头照顾下,由研究所组织上每月发给二十元生活费长大的。而且小林从小学习十分刻苦,成绩优秀,完全可以从宽考虑。头发花白的班主任也努力地为我向招兵的讲好话。招兵的似乎动了恻隐之心,终于点了头。

    新生活的蓝图将在眼前展开,我们是多么激动啊!我们决心在边疆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像长篇小说《边疆晓歌》中描绘的那样,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我们的心是纯洁的,我们的思想是真诚的,我们的热情是高昂的。就这

样,我们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语录歌踏上了南行的列车。

    到了边疆,吃了一惊,美好的理想像五颜六色的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住的是茅草棚,吃的是苞谷饭,喝的是盐巴汤。有的女生哭了,哭得非常伤心,有的男生则跑到山上去躲着哭。我俩心里也有些酸楚,泪珠在眼眶里滚动,但却未出声。因为你是学生干部,到连队后又破格提为排长,怕影响不好,只得将泪水往肚里咽;而我是右派的儿子,又是自己闹着要来的,不敢哭,并且十几年的孤儿生活,我的眼泪也哭干了。

    现实是严峻的,生活是艰苦的,劳动是繁重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挺过来了。为了学习,我们几个志趣相同的伙伴曾遭到一些同学的嘲笑讽刺,但这些反而更加激起了我们的求知欲望。边疆的蚊虫多,咬人一口就会起一个小红疙瘩。晚上为了看书,你把煤油灯放在蚊帐里,把蚊帐熏得像个黑山洞。记得我俩为了去请教团部学校的一位老师,每周步行五十里山路……随着读的书增多,我们的心胸更加开阔了。我们坚信“知识就是力量”,社会终究要起用有才能的人!

    就这样,我们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二次解放”。当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时,高兴得跳了起来!在那准备高考的日子里,我俩每天收工后,点起油灯,一直复习到深夜两三点钟,有时甚至搞通宵。白天仍然坚持劳动。就这样,凭着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我们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高考时,咱俩都以较高的成绩名列全场前几名。但最后,只有你接到入学通知书,而我的通知书杳无音信。后来到场政治部去询问,才知道我是因为政审不过关。真是晴天霹雳,苦苦盼来的“第二次解放”,却并未解放我这类人!我绝望了,差一点去拜见阎王。是你认真开导我,要我相信真理、相信自己……

    这几天,我一直在思想的苦海中搏斗,我不知自己究竟有什么罪?难道因为我是右派的儿子,社会就该对我如此残酷、如此不公平?难道在这个社会,就真的没有我这类人的出路么?苍天啊,公理何在?

    我真羡慕你,但并不嫉妒你。我深深地知道,你今天能考上大学去深造,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夜,已经很深了,灯里的油已经不多,我不能再写下去了。感谢你的鼓励:我决不会沉沦下去,我仍然要奋斗。学习就是出路,知识就是希望。我相信普希金的这两句话:“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

      祝你进步!

                                            

                                        1978 X X

秉:

    你们离开了农场,去了高等学府。留下的知青对你们没有嫉妒,只有钦佩,因为你们是凭硬功夫考上大学的!但对成渝两地来云南搞的所谓中专招生。则怨声载道了。这种招生虽然也要考试,其实不过走走过场而已,主要是进行内招,凡是本系统的子女,无论成绩好坏统统招回去。农场转眼间就走了好几百人。高干子弟更是不甘示弱,可谓“坐直升飞机”离开了边唾。“第二次解放”难道真是解放那些达官贵人?父母官复原职,一封公函飞来,其子女便扬长而去。勐景农场原有八千多知识青年,但现在只有三千多人了。这些人大多数是工人、教师、一般小职员的子女,无后门可走。知青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高级干部送上门,中级干部开后门,一般干部人托人,老百姓盼望开大门。”所谓的“走资派”,如今都落实了政策,子女都调回了城市。然而,老百姓的政策又何时落实呢?有些知青为了办“病退”回家,不知送了多少东西给连长、分场领导和知青办公室的干部。

    知青们愤怒了!全国各地开始形成一种要求落实知青政策的潮流。但农场部分领导无视知青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正当要求,竟然置之不理,有个别负责人甚至扬言:没有二指宽的纸条(即通行证),谁也休想飞出勐景坝。知青们终于忍无可忍了,于是四分场的知青就组织了罢工。知青的心是相“通的,立即,各分场都积极地声援四分场,全场掀起了罢工高潮。各分场的知青有组织地陆续汇集到总场部,知青们很有组织,让女知青和有病的住进了招待所,其余的人全部住在临时搭的油毛毡棚里。每天,各连队用牛车送来大米,架起大锅自己煮饭。同时,派出代表不断同场部领导谈判。

    知青们到了街上的一块空地,非常有组织,每个知青都席地而坐,开完会后,每人把垫坐的废纸全部收了起来,街上没有留下一张纸屑。知青们也没有到处乱跑,有秩序地退出了会场。人都是有同情心的。街上的居民被知青的行为感动了,他们打开饭店,把馒头、米线卖给了知青。那种场景,真能使你潸然泪下!但农场的某些领导对此采取“拖”的态度,结果使矛盾更加激化。有六十多人绝食。这时,中央得知情况非常不安,立即回电,要求知青立即复食,中央速派一位副部长乘飞机来云南解决问题。中央表了态,地委慌了,忙派来慰问组。

    农垦部赵副部长乘飞机到昆明后,立即换乘北京吉普车火速赶到了勐景农场。赵副部长乘车到达农场那天,两千多知青来到公路两侧夹道迎接。当赵副部长的小车一到,两千多知青一齐跪在地上,一些女知青忍不住大哭起来,其他人受了感

染,也哭了起来,真是哭声震天啊!赵副部长这位曾身经百战的老革命,见此情景,也禁不住老泪纵横,忙下车请知青娃们赶快起来。赵副部长立即召开座谈会。知青们选出代表,向赵副部长反映了情况。赵副部长感动了。他亲自作了调查研究后,第二天在知青大会上表了态。回到父母身边是可以的……。知青们欢呼雀跃起来,立即把赵副部长的三点回答打印成传单散发。

    时间已是深夜了,就此搁笔吧。

    祝好!

                                            

                                      1978x X

    秉:

    来信收阅,迟复为歉。

    你问我准不准备转回蓉城?提起回家,我就禁不住一阵心酸。我哪里有什么家呀!两个月前的一个阴雨天,我陈爷爷半夜起来开大门,不幸滑了一跤,加上淋了一场雨,引起老病复发,住了一个星期的院就逝世了。我父亲原是河北农村的人,1952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分到蓉城的一家研究所。母亲是浙江人,原和父亲是同学。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母亲和父亲离了婚,后来回了浙江。在蓉城我真是举目无亲了。上次高考过后,分场学校见我成绩还不错,学校里又正缺老师,就把我暂调去当代课老师,教初中三年级的语文课。明年我还想去考一下,我想师范专科学校总应该让我读一下吧。

    那次知青罢工后,农场不得不同意知青把户口转回各自的老家。各城市也同意接收这批在边疆苦斗了近十年的知识青年。迁移户口拿到手了,但还需要路费呀!无法,知青们就只有卖家当。你一定记得绵浩老师吧。他为了凑足路费回上海,把箱子里的衣物全都拿出来摆,成了一个小百货摊,让老职工任意选购。这些物品的价格每件都要打好些折扣,有什么办法呢?家具不能带走,知青们也拿出去卖,价钱低得惊人。我们学校的一个事务员,用一百八十元就买了一套十分讲究的高档

家具。这套家具在城市少说也要值七百元。有些知青一气之下,便把用汗水泡出来的写字台、五斗橱、大衣橱等家具,浇上煤油,堆在球场上,划一根火柴化为了灰烬……

    更有个别知青夫妇,竟把亲生的小孩卖给当地的傣族人家,二分场有一对上海知青,把刚满一周岁的孩子卖给了连队旁边一座寨子里的傣家人。女知青很舍不得离开孩子。要求再与孩子在一起玩几天,直到离开农场时再把孩子交给傣家人。傣家人同意了,先把钱付给了知青。到临走的那天,傣族全家一行三人来到场部汽车站,要取孩子。知青母亲哭得泪人儿似的,紧紧地抱住孩子不放。这时,汽车喇叭响了,孩子的爸爸狠了狠心,牙齿一咬,一把从女知青手里夺过孩子,猛地递到傣家人手里,然后跳上了客车。客车开走了。留下了母亲一路凄厉的哭声……

    晚自习的铃声响了,抱歉!

    再见!

                                           

                                              1978XX

 

    作者:黄基秉 原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七团三营三连,现在四川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