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返城”的个人档案·刘一东·

 

 

作者:刘一东 原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十一团,现在四川化工总厂党委宣传部工作

 

 

 

“大返城”的个人档案·

·刘一东·

 

    与其他农场相比,1978年底我们瑞丽是出奇的平静。

    要准确阐释其中原委是十分困难的。

    当年的农场几乎普遍存在着一条规律:哪里的知青境遇最差,哪里的知青闹事就最多也最凶。

    瑞丽是所有农场中最不“苦”的地方。总场场部设在县城。七个分场,除后建的莫里分场外,其余全都分布在勐卯、姐勒、姐相、弄岛等坝区繁华乡镇一线。知青总数最多时愈五千。

    瑞丽古称勐卯,乃傣族先民发祥之地。史载“阡陌膏腴”,“地多平川、土沃人繁”,享有“孔雀之乡”美誉。去过瑞丽坝子的人,常常为它那亚热带秀丽风光和浪漫的异国情调所倾倒而流连忘返。瑞丽因江得名,一坝两国,与缅甸木姐、南坎两镇隔江鼎据,物产丰富,边民互市互婚,自古是我国西南重要通商口岸,古丝绸南路的内外门户。文革时期,内地经济崩溃,物资短缺,相比之下,瑞丽好似天堂。知青们赶外国街如家常便饭,至少一半以上的知青不同程度地走私,很为后来的成都培养锻炼出一批经商人才。1978年初,农场调资,大部分知青靠、跳晋级,高的拿到40多元月薪。只要有钱,不仅物质上可以小康,精神生活也可小补,港台武侠小说和流行歌带源远流长。有了这样的生存空间,足以排遣农场生活的苦闷,追求进取倒显得迟钝了。

    1978年底《中国青年报》有关知青工作的文章传到瑞丽后,知青们嗅出不凡的讯息。121日,我和另一位知青王嘉民受托起草了一封致该报编辑部的联名信,在二分场征集知青签名,约有130名知青激动了两天。信一发出,大家便开始心平

气和地等待,视来在汽车上残留的知青标语和各地知青请愿的消息若无睹。

    就这样平平安安过了1979年元旦。

    l4日,分场学校的党支部书记老柯通知我,说是中央调查团到了总场,各队要选派两名知青代表去开座谈会,学校决定派我去。

    当时我大概颇具代表性:“小四川”、教师、复员军人、中共预备党员,在知青中有一:小点知名度。

    第二天一早,大雾弥漫,我和卢国连等几个同学爬拖拉机来到十公里外的县城。下午,总场召集各分场上来的知青代表,约300来人,在小礼堂传达中共中央(197874号文件,即“四十条”。

    中央调查团到云南后是分组赶赴各垦区的。来德宏分局的这个组,也就四、五个人,记得组长是原国务院知青办的一位副主任,另外还有一位四川省知青办的同志。副主任开口就是一句内涵异常丰富、耐你寻味半天的称呼:“瑞丽农场青年职

工同志们……”他太激动,只讲了几句诸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你们极为关怀之类的话,就犯高血压到卫生队去了。

    由于“四十条”把农场知青划入另册,知青代表们耐着性子听完传达,当即就炸了锅。巨大的希望跌落成巨大的失望,一把火烧得我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我对着主席台大声说:“74号文没有说出农场知青的心里话。我们要向中央反映情况。我们要求开大会座谈!”

    建议一呼百应。许多知青代表纷纷站起来质询,小礼堂秩序大乱。

    同来的农垦分局陈局长,匆忙同调查组其他成员商量了一下,然后宣布说:小礼堂不适宜开座谈会,让知青们推选部分代表,到会议室座谈。

    小礼堂此时已沸不可止,无法正常开会。一部分知青同意陈局长的提议,撤出了会场。也有许多不同意开小会的,继续留在里面。

    我来到小礼堂外,见闻讯赶来的知青越来越多,场部大院像赶街似地热闹非凡。许多人围住我,七嘴八舌,出主意的、打听情况的、骂娘的……乱哄哄让人无所适从。

    知青中“校系”很多,各分场都有几个知青头儿,由于事前不通气,相互摸不清底细,当时很难有人聚拢一盘散沙。我和几个熟一点的赶紧草草拟就了几条意见,大致记得有以下内容:

    我们“支边青年”是不是知青?是响应上山下乡号召来的还是招工分配来的?为什么京、沪等地尤其是云南省71届知青全部在城市安置,却要到四川把我们弄来农场?当初号召我们“屯垦戍边”到生产建设兵团,现在林彪死了,兵团撤了,错

误路线为什么还不纠正?“四十条”未照顾农场知青的利益,请求领导修改……等等。我们决定紧紧把握一个中心要求——回城!

    我们一行人拥到会议室,等了一阵,正犯狐疑,猛地有人跑来说,座谈会改在小礼堂开。我们于是又赶回小礼堂,可是哪里还有调查组的影子?知青们感到被愚弄了,一时间群情激愤,场部的气氛顿显紧张。

    总场为了缓和气氛,高副场长急令杀猪做饭,安抚留下的知青。炊事班罗班长,平时好个刀儿匠,杀猪宰牛从不二刀.当时心中慌乱,竟闹得满手血腥而猪嚎不止,直到高副场长从警通连调来一支汉阳造才毙了那头该死的猪,惹得知青们虚惊

一场。

    填饱肚子,高副场长从机修连调来几辆“解放”,动员知青归队。没有人走。瑞丽的冬夜,苦寒逼人,知青们从伙房抱来柴禾,还故意惊呼呐喊地去抬那些破不开的大树疙蓖,点燃一堆簧火;一部分知青则去招待所打挤。半夜,副局长汪惠玲

用电话召来各分场领导,想把知青们领回去。剩下的人大约都很顽固,领导们又拉又拍,可都碰了一鼻子灰。

    当晚,在场部门口的警卫室,我起草了一份给党中央国务院和邓小乎同志的公开信,2000多字。陈述农场知青对“四十条”的修改意见,并使用几组统计数字,说明知青在农场的不幸以及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负担和弊端。中央调查组有一位大个子的北京青年,当过知青,比较同情农场知青的处境,晚间来到篝火旁同大家交谈,并答应把公开信带走。

    就在这个关键时候,我退却了。

    关于退却的原因,我从不打算隐瞒: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自私、书生气似的懦弱和对将来命运不可把握的惶恐相混合的心理。我痛苦地认识到,我不具备某些知青那样的殉道者的品质。

6日游行后的下午,在总场宣传科工作的朋友陈小元悄悄告诉我,上面正在整我的材料,让我注意。另一位在总场中学任教的老朋友田维玉,则狠狠地教训我一通,无情列我于“出风头”之流。晚上,我去一位瑞丽女友家吃饭,她姐姐一边叙

说市民的反应,一边授我以“出头的椽子先烂”之忠告。而我的女友,只用一种非常复杂非常可怜的眼光看着突然出了名的我,没有任何评价。于是我想了很多,彻夜难眠。

    我也分析过,瑞丽知青闹得成大事吗?难!而且我自命清高地认定,我之所以振臂而起,并非单纯为着一个简单生活出路。当时我面临两个机遇:第一,我父亲所在单位从头年11月份起就已开始办理支边子弟的顶替函,首批82人,听说有我。第二,德宏州《团结报》要从知青中选拔编辑、记者,我被提名。何况我当年正虔诚地做着作家梦,已经打算在瑞丽安家呢!

    我决定做一名逃兵。7日上午,我找到高副场长,谈了我的想法,他喜出望外。回到分场,我又找徐场长汇报了这几天的情况,有小争执。然后,我回到学校,重新教书去了。

 

 

作者:刘一东 原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十一团,现在四川化工总厂党委宣传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