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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赵老追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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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贴心情 Post By:2010/5/17 14:40:00

 

                                                    赵         

《 人民日报 》( 2010年05月16日   04 版)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原农垦部副部长赵凡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4月14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4岁。

  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周永康、王刚、王岐山、回良玉、刘淇、刘延东、李源潮、张高丽、俞正声、万里、朱镕基、李瑞环、宋平、曾庆红、吴官正、马凯和郑天翔、王汉斌、彭珮云、孙孚凌等,分别以不同方式对赵凡逝世表示哀悼,对其亲属表示慰问。

  赵凡1916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鄢陵县,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晋察冀边区一分区地委秘书、宣传干事、易县工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部长和民运部部长,晋察冀五分区雁北地委宣传部部长,雁北地委常委兼灵丘县委书记、应县县委书记、雁北支队政委,北平市委宣传部秘书长、平民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北平(京)市委办公室政治秘书、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主任、机关党委书记,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农委书记,农林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农垦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农牧渔业部党组成员兼农垦分党组书记、农垦局局长,中国农垦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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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贴心情 Post By:2010/5/18 8:51:00

 

纪念云南知青大返城30周年

                                                 ----谢谢赵凡

 

       今天,我们在讨论云南知青罢工请愿事件的时候,是不能忘记曾经为我们知青的利益作出过贡献的人。在当时复杂和激烈的环境中,有一批勇于突破“两个凡是”枷锁的干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我们知青挣得了返城的机会,解决了各级领导们为之头疼的问题。历史将记住这些人。时任国务院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的赵凡就是一位。

        赵凡的历史功绩在于:

        一、果断的定性----“人民内部矛盾”

    1978年的年末,在西双版纳各个国营农场,知青作为坚决要求回家的一方与农场的各个方面处于极其紧张的对抗之中。几万知青同时罢工,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这件事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就在知青代表北上的时侯,中央即派出以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

    当时西双版纳已完全陷入瘫痪,生产停止,一些农场领导甚至被知青扣为人质;在几万知青的背后,是他们在全国各地焦急等待的父母和亲人,还有全国上千万知青的关注;当时又正要面临对越自卫反击战……摆在赵凡和调查组面前种种棘手的问题像一团乱麻,但是主线是十分明确的:知青要回城。这样来看待这么多的知青一致的行动,是“有少数阶级敌人的挑动”?是“境内外敌人的唆使破坏?”是“知青上了林彪和‘四人帮’当,破坏当前大好的抓纲治国的大好局面”。这些在当时十分盛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一开始我们的一些领导就把这场风波定性为“敌我矛盾”的范畴。这就可以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解决这起事件了。在当时全国 出现了一个思想解放、政治昌明、人民实话实说、国家百废俱兴的大好局面下;在上山下乡运动历时十年,全国1700万知青,背井离乡,远居天涯。广大老百姓家庭无奈的沉默、无助的相望、天怒人怨的情况下;在对越自卫反击开战在即,需要一个坚强、稳固的后方的关键时刻,假设采取了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解决这起事件,其后果可能就是“自毁长城”了,就会激起社会的动荡人民的愤怒,就会断送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大好局面。这是对立的双方都不愿意看见的一个结果。就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作为国务院调查组长赵凡副部长在昆明会议上说的:“参加革命半辈子,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考验了我们,也锻炼了我们……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办法,是可以解决的。”

      作为1937年参军的老八路,作风务实。赵凡的一句“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办法,是可以解决的。”挽救了整个局势的进程。

       二、亲民的作风----“我也是知青的家长”

    对于赵凡来说,一到云南就碰到一个“下马威”:在临沧耿马勐定农场,发生了更为激烈的绝食事件。成都知青们以绝食来表达回城的决心,几百人水米不进静坐三天。当调查组组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接见绝食代表时,一位知青竟割开自己的手腕,喷溅的鲜血震惊全场。赵凡亲眼目睹了知青们艰难的生存现状,当几百名知青跪在他面前放声大哭时,他也流下热泪,并大声说,“孩子们,都起来!你们的情况,我一定如实向中央汇报!你们的苦我都知道,我也是知青的父亲,也有三个孩子正在插队啊!”

      就是赵凡,亲自率领调查组深入农场,倾听职工特别是知青们的呼声,体察民情,积极开展工作。缓和了当时罢工最为严重的东风、勐捧等农场的局势,及时果断化解了临沧勐定农场千余名知青静坐绝食的行为。其后赵凡召开了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知青、干部的调查会、商讨会,寻求解决知青罢工风潮的途径和办法。

      直到今天,我们亲历赵凡召开的各种各样会议和谈话的知青,说起当时的情景无不为赵凡平易近人、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作风所折服。

    历史不会忘记,是在赵凡的协调和敦促下,1979年1月中旬,四川、上海、北京和云南有关部门在昆明联席召开“三国四方”会议,各省市对知青回城均表示认可。1月15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发表《15条讲话》,其中一条是“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

       三、妥善的处理----知青们终于回家了

       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国务院知青办的名义于1979年1月18日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了6条处理意见,其主要精神: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办理回城;城镇职工退休后,可以由其在农场当知青的子女回城顶替;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国务院迅即批准了这个《请示报告》。这实际上为农场知青回城开启了方便之门。
       1979年1月21日,云南省委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的形式,邀请赵凡、四川省知青办、成都市知青办、上海知青办的同志共同研究协调解决农场知青问题。会上,有关各方就解决云南农场知青回原籍安置问题基本达成共识,但北京、上海市与会的同志不同意写明解决农场知青回城的具体时限。安平生作会议总结时明确:云南决心两年内分期分批解决农场的7万余名知青问题,凡是不愿意留在云南的,统统回原籍。走的办法,按中央74号文件精神,结合云南情况印发一个文件,提出具体实施办法,报中央批准后,立即召开有全省国营农场场长、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统一思想认识后,再加以执行。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和国务院调查组的帮助下,在上海、四川、北京有关省、市的大力协助下,云南省委迅速草拟出了统筹解决云南农场知青问题的办法——《关于解决云南国营农场知青问题的意见》。1月25日、27日,云南省委专门召开了两次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这个草拟稿。会议在其它方面都很快达成了共识,但在解决这批知青安置问题的时限问题上仍然有不同意见(后来,为了照顾北京、上海安置知青的压力,云南在最后形成的文件中没有规定安置农场知青的具体时限)。

       就这样,一场以云南知青为先锋的知青请愿回城的风波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知青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尽管是来的晚了一些,但是新生活正在向我们展开了美好的前景。我们终于回城了,就像当年我们到祖国的四面八方去一样,在与亲人团聚的那一刻,我们需要感谢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们自己!

      由于我们云南知青的这个举动,在全国激起了层层的涟漪。一场知青大返城的浪潮势不可当。多少年以后,我们在谈论起这些往事的时候,我们云南的知青都会自豪的说,我们是大返城的先锋,是一个开拓者,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个历史的事实是谁也抹杀得了的。  

       四、不能忘记这些可敬的老干部

       今天,我们再来谈论这些过去的事情,我感到不能忘记在这次事件中许许多多赵凡一样的老干部。

例如曾在陶铸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刚从北京调到云南工作的省委常委、省委农林政治部主任党向民同志,橄揽坝农场采取了三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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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场领导的严重官僚主义和失职行为给予严厉批评,责成他们向知青们检查道歉。
   
   2
、答应知青们的合理要求,并为死者举行追悼会。
   
   3
、请州委及农场通知死者家长及上海市知青办,请他们来版纳共同料理后事。
       党向民同一批又一批的知青彻夜长谈。他不像一些“官儿不大、架子不小”的农场干部那样盛气凌人,哼哼哈哈,却颇有知识分子的风度,说话务实,和蔼可亲。知青们都说:这位省委领导很体贴人,很讲道理。
       他对围在身边的青年们说:“你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很多人不怎么了解你们,这次我亲眼看到了,我心里很难过。你们来边疆快十年了,许多生活的基本问题都还没解决,吃油、吃肉、吃菜至今还是老大难。我一路上看见,知青住茅草房的还相当多。我们作父母的人,谁不疼自己的儿女呢?老实讲,过去对你们的关心实在很不够,这不能光怪‘四人帮’,还有我们自己的工作没做好。
      “可你们把尸体抬到州委去,这件事无论怎么讲,无论有多大的气,都做得不好,后果也不好,很多人不赞成,我也不赞成,我相信你们的父母亲也不会赞成。我真诚地希望你们能接受我这个老头儿的意见。”
       知青们被党向民同志的诚挚和坦率所折服,他们从心里尊敬这位老同志。以心换心,心诚则灵。不需要再与知青们进行一场事先估计的“艰难的谈判”了。一场刚刚燃起的大火熄灭了。

      又比如1978年12月21日,正在北京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书记刘明辉、李启明和省委常委赵学全专门研究了知青上访等问题,后由刘明辉打电话给在昆明主持省委工作的省委副书记薛韬,要他与党向民出面听取上访知青们的意见,做好解释、安抚工作。座谈时,薛韬首先讲了全国知青会议的主要精神,并肯定了知青对边疆建设作出的贡献,并表示省委不赞成他们到北京去,有意见提出来,在职权范围内能够解决的解决,解决不了的负责转报中央。对迫害、摧残知青的人,只要你们把材料揭出来,一经查实,迅速处理。   

       这里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包括我们在基层的农场里,也有许多这样可敬的老干部从大局出发,耐心细致的做知青的工作,为稳定局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想,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写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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