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黄梅和她的父亲并《岁寒心》

 

“网友橄榄坝10月30日说：

　黄梅大姐当年也在雁北插队当知青

　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 黄梅大姐是谁的女儿？ 那可是中国响当当的人物！  如果需要刻意保密 则当别论  如果不需保密 应当介绍一下”

 

 

　　黄梅女士是黄克诚大将的小女儿。

　据百度载：

　　   

　　黄克诚，1902年10月生，湖南永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大将军衔。1955年09月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6年12月28日在北京逝世。

　　

　　黄克诚一生10次“唱反调”，最著名是1959年7月反对“浮夸风”。当时，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因反对“大跃进”等“左”的错误，上书***提出不同意见，在大会上受到批判。黄克诚在会议中间被叫到庐山批判彭德怀，却在会上公开表示同意彭德怀的看法。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等找黄克诚谈话，要他与彭德怀划清界限，但他仍“执迷不悟”。黄克诚在关键时刻的表现，让***深深失望了。结果，黄克诚被撤销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打入“彭德怀反党集团”，一顶右倾帽子整整戴了20年。

  

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命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次会议的决定，免去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和黄克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从此林彪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

 

　　黄克诚一生因讲真话被多次批判、多次罢官，但他始终无怨无悔、矢志不渝。晚年在被罢免20年复出后，对一些重大敏感问题，他仍以捍卫真理的巨大勇气，坦诚讲出心里的真话。

　　1980年11月，黄克诚在中纪委会议上说：“如果把建国以来党所犯的错误都算在***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过去解放新中国，建设新中国，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把错误都算在一个人身上，好像大家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大家应当来分担应当分担的责任，那才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唯物主义。”

　　特别是他对林彪的评价，在当时的政治气氛和历史背景下，确实需要超人的政治勇气。当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写了关于林彪的条目，请黄克诚审定。他读完条目说：“林彪的条目不能这么写，这样是不能向后人交代的。”黄克诚让秘书把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有关同志召集在一起，开门见山地对他们说：“你们写的这个条目，需要修改。你们要学司马迁，要秉笔直书，要对历史负责。林彪在军队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后来他犯了严重罪行，是死有余辜。在评价他的历史时，应该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部队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作用；另一节是后来他对党、对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其辞，才符合历史事实。”

 

　　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逝世。夫人唐棣华在挽联中写道：“即死无憾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挽联写得恰如其分，黄克诚确实当之无愧。

 

 

 

 

 

 

　　  

 

　　

 

　　1987年8月，黄克诚大将逝世近一周年前夕，黄梅以“妹子”为名，写下了怀念父亲的长文《岁寒心》。

　　黄梅的父亲是湖南人，湖南人爱叫家里姑娘“妹子”。更主要是黄梅不想以真名出现。那么多年，他们都是低调安静地工作和生活。

 

　　黄梅把近两万字的记忆和纪念，放进了一个邮筒，寄给《当代》杂志。

　　当年《当代》，何其热火。以我那时对这类刊物的理解，不仰望不足以证明热爱复兴中的中国文化，若要往那儿投稿，要么名人推荐，要么不远百里千里亲自登门，不说齐眉举案，奉稿的姿式也一定毕恭毕敬。黄梅就那么往邮筒里一投了事？是过于自信，还是试探编者眼神，要不就干脆不愿为发表的事多下文章外功夫？

　　总之，《当代》太幸运了，这稿落在哪个刊物手上，都不会撒手。

 

　　这是一个女儿对父亲的怀念和追问，是一个思想者对中国一段特殊历史的个人解读。这里面，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的命运，和国家民族政党的命运纽结紧密，因此也从来没有脱离过近60年的跌宕起伏。

 

　　对此文，杰兵评价说，25年了，我们现在的感受和认识都没超过它。

　　这是对一个革命者和父亲的感受和认识。所以杰兵非常明确地表述：中国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英雄，需要脊梁型的人物。

　　杰兵以为，黄克诚大将及他那一批的老一辈革命家，就是这样的英雄和脊梁。

　　我受震于他选择了“英雄”这个词。什么样的时代，才寄希望于英雄。

 

　　我把《岁寒心》全文贴在下面，强力推荐有兴趣的人安安静静读完它。我们久违的东西太多了，当我们接近它的时候，不要轻易放手。

　　

　　

 

岁 寒 心

                          ——我心目中的父亲黄克诚

 

妹子

 

(原载《当代》1987年6期)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唐·张九龄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午。

我最后望了父亲一眼。

在抢救的那些日子里，他身插满了各式各样的管子，连接着许许多多的医疗器械，简直让人目不忍睹。而此刻他独自静静地躺在那里，仿佛是睡去了,那么安宁，那么从容。

白色的床单被轻轻地拉起，盖住了他瘦削、蜡黄的面容。这一次告别，将再没有重逢。蓦地，泪水溢出了我的眼眶。

从病房到太平间，路似乎那么远，仿佛是在度量着父亲漫长的人生。在那曲折的革命路上，他留下的每一处足迹都刻写着战士的忠诚。大革命失败后,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们揩去身上的血迹，重新汇集到党旗下。那时父亲何曾想到自己会活到八十四岁的高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他顶着敌人的枪弹炮火，负着同志的批评责备，向着迷茫的前途一步一步地跋涉，又怎会知道未来的共和国将授给他闪光的勋章？抗日战争时期，他奉命率领八路军二纵队之一部东进，与新四军会师于苏北，建立了苏北根据地。日本投降后，他衔命率兵北上出关，成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全国解放前夕，人民军队千里逐鹿，势如破竹。作为踌躇满志的胜利者的一员，父亲又哪能料到自己十年之后会被扣上“反党分子”的帽子，从此在孤独、屈辱乃至囚禁中度过大约十八年的岁月？然而，一切个人的生死福祸、荣辱得失，丝毫没有动摇他坚实的脚歩。

从医院的太平间出来，外边仍是缤纷缭乱的大都市场景。灰蒙蒙的云天悄悄地撒落着细细的雪沫。街上有不少来来往往的行人。有的在匆匆赶路，有的蹬着平扳三轮往家拉一只电冰箱或洗衣机，还有的年轻人勾肩搭背地走着，说笑着。父亲去了，永远地去了，无声地消逝在这千千万万人“过日子” 的生活画卷中。六十多年前，年方弱冠的父亲刚刚步入生活之时，尚是军阀混战、遍地疮痍。那时的北京人以及全中国人“过日子”的情形是怎样的？老百姓的追求和牢骚又是怎样的呢？如果父亲还能有片刻的时间来回首往事，瞻视未来，他会用怎样的语言来概括这六十年的变迁，怀着怎样的心情纵观自己坎坷的一生呢？

他满意吗？

他幸福吗？

他死而无憾吗？

 

献身者的追求

 

每一代人都作过自己的选择。

父亲少小之时，并无过人的志向，也不先知先觉。他出身于湘南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排行第二。自小从事农业劳动，生活艰辛，稍不如祖父的意，还要挨打。靠了族人帮助，他读了些年私塾。十八岁了，才到县城上了个新式髙小，一两年后又借别人小学毕业的文凭冒名报考，进了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上了师范，父亲起初很高兴，后来却不大能安心读书了。先是觉得穷人子弟无依无恃，读书也并无出路，很有点消极厌世。渐渐地，由于革命形势高涨，新思想风起云涌，他广泛地阅读了许多新书刊，才意识到存在着整个国家、民族没有出路的大问题，从而得以从个人患得患失中解脱了出来。他常说，他原是个很消极散淡的人，是革命给了他积极性。

 

父亲于一九二四年加入了国民党。进而又接受了马列主义。当时的学生思想很活跃，常闹风潮。父亲虽也参加些活动，组织些读书研讨，但由于家贫体弱、自小多受讥诮，因而“自惭形秽”，很怵于出头露面，故与“头面人物”们不熟识。于是他鼓动同乡好友黄庭芳去找共产党。黄庭芳交游广泛，果然就找到了。他们俩于一九二五年一道参加了共产党，又结伴翻山越岭徒步前往广东投身大革命。他们在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受训后，黄庭芳家境较好，回乡从事农民运动工作。而父亲念穷人家供一个读书人不易，觉得应挣点钱奉养双亲，于是进了北伐军。就这样，身体瘦弱、深度近视的父亲“阴差阳错”地成了一名职业军人。

一九二七年风云突变。蒋介石背叛了革命，血流漂杵的大屠杀开始了。于是，千万个像父亲一样被高涨的革命洪流带入斗争漩涡的人们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每个共产党人都需用鲜血和头颅来重新认证自己的理想。

党组织的关系断了。父亲独自在国民党军队中羁留数月，忧心如焚。不久前他还在随北伐军一路北进，拔关破城，革命的成功似已可待，而此时却四面腥风，一身孑然。这时候，他收到家信，得知留在湘南老家工作的好友黄庭芳也被敌人杀害了。

朋友的死深深地震动了父亲。报纸上也天天是有关杀人和某些共产党员退党的消息。父亲明白了时局的严峻性，也明白了自己面临着一条九死一生的路。直到几十年后提起这段往事，父亲仍感慨地说:“若是我家里有点钱，当初也就随黄庭芳一起回去了。那样的话，免不了也早死掉了。”如果说他最初从戎的动机里仍残存有公私兼顾的打算和旧式的“忠孝”观念，对革命的前途也可能抱有幻想，那么在此后艰难血腥的岁月里他舍死忘生地追随党和党的军队，则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的觉悟了。当时父亲在国民党北伐军中已做到团级政治教官，和团长的私人关系很好，收入亦颇不薄，据他说按实际购买力来算不少于他解放后当“髙干”的薪水。天平的一边是改弦更张、另谋个人出路的现实可能性；另一边则是流血、牺牲和一个似乎渺茫的理想。然而，对于一个生长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从小饱受欺凌压迫的农民的儿子，革命绝不是一个空洞的字眼。像千千万万坚贞的共产党员一样，父亲选择了为穷苦人求解放的事业。他谢绝了团长的挽留，毅然离开了国民党军队，冒着生命危险到武汉找到党组织，随后返回家乡参加了湘南暴动。暴动失败后，又流浪了一年多，历尽艰辛，才回到红军的队伍中。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富有惊险色彩的一段经历。他曾与屠杀共产党员的刽子手狭路相逢；也曾与国民党特务周旋打交道；他曾藏匿在家乡后山上，以分秒之差躲过了挨户团的搜查，也曾举目无亲、一筹莫展地流落在大萧条时期的上海……如果用当今报告文学家的激昂文字来写，那血与火的岁月，那生与死的抉择，那个人努力与历史狂潮相切相交，相排斥冲撞、相融合渗透的日日夜夜，当是怎样的动人心魄、可歌可泣啊！

然而父亲从未想过把这样的字眼用到自己身上。他从不玩味自己的悲与欢，也极少思虑自己的过去和将来。也许是大革命失败后那一段鲜血淋漓的历史早已涤净了他关于个人的意识。一九七六年，父亲出了“班房”住在太原。我的一位女朋友曾去看望过他。父亲很爱跟年轻人聊天，但谈的总是国家建设、人民温饱乃至国际局势。在他的“议程”中，没有我那位女友热衷的题目，什么“激情”啦，“才华”啦，“自我实现”啦。于是，这位不失为聪明可爱、但却十分自我中心的姑娘有一次发表评论说:“你父亲简直像一部机器，完全‘异化’了。”

那时我们一伙插队青年，颇有些指点江山的书生意气。大家读了几本书，有时也不免搬弄几个新名词。不过，我对于把“异化”当作一个含有模糊贬义的词安到父亲头上很有点不快。父亲无疑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磨去了一些东西，但他也获得了许多。人类的文明史难道不也是一个不断改造自身的过程吗?问题只是朝什么样的方向变化。人各有志。有鲲鹏万里图南，也有鸟雀筑巢攀枝。两眼盯着一己的成败与哀乐的人们，又怎能真正理解那一代献身者的襟怀呢？

 

我对父亲的了解，也来得很迟很迟，可以说是始于一九七二年五月间头一次“探视”见到父亲。当时他被“监护”已是第六个年头了。我在日记中这样记述着那天的相见和别离的情景：

“汽车突然拐进一处院落。它比我们合盛堡大队（我插队所在地）的管理区还小一点。四周有三面是土红的排房，不少残缺的玻璃窗上钉着木板。院子当中有一小块地上种着西红柿和玉米。一些穿军衣的人零星散在院子里，惊异地侧目而视，好像是外星来了客人。……

“我头一个匆匆地闯进了那挂着‘一号房’牌子的屋子。第一眼的印像是看到一间空旷的没有什么陈设的粗糙荒凉的大房子。

“我回过头来--爸爸！

“他立在那里，一个衰老的颤巍巍的老头儿站在一张蒙着蓝布的大桌跟前。面孔苍白而削瘦，头上是些稀疏花白的头发。一件黄色的旧呢军衣，里面露出一层一层的毛衣和衬衣，不大雅观地胡乱堆积着。

“那一瞬间里我转过了身，却几乎还没反应过来。而那衰老的面孔却掣动了，一个古怪的表情现在脸上，最后化作一个不大自然的笑：‘啊哈，姑娘----’

“我不知所措，无言地把手伸了出去。

“……

“当我们最后回到汽车旁时，我回了一下头。他正站在‘一号房’的门口。

“我已看不清他的眉目，只辨得出他苍白的脸庞和那件将破的褐色的毛衣。

“不知他将怎样望着汽车离去，怀着怎样的念头和心情。或许六年的时间已使一切情感都沉寂下去？或许这会面有如石子打破死水的宁静？

“但我不知道这些。

“只知道他站在那里。一个憔悴而沉默的老人。当历史裁判他的时候，会知道他就是这个样子吗？”

我怜悯父亲，为他的际遇感到酸楚。骤然见到他衰老的面孔和不整洁的旧军衣，我脑海里闪过了电影中那些狼狈的国民党俘虏的形象。一刹那间，在走马灯般的历史舞台上，人的角色、位置和作用都仿佛是可以任意转换的了。但是我错了。我的那种感情可能更多地出自“黑帮”子弟的一种自怜。父亲并不要求同情，也不去过多忧虑“历史的裁判”。他开口说起话来，憔悴的神色奇迹般地褪去了。微笑浮上了弯弯的嘴角，眼睛也熠熠地闪出光亮。我在日记中只粗略记着他大大演说了一番如何改造世界观和学习马列著作以及他们当年如何背诵《共产党宣言》。我只觉他这个“反党分子”“忠”得令人哭笑不得，却尚不理解这些被推销得贬了值的语言实际包含多少真挚的信念及用鲜血换取的经验。父亲还谈起他自创的按摩疗法。说起他如何借此战胜了牙疼，又开始向臂疼、鼻炎、气管炎等痼疾开战。他甚至想摸索出一条路子，可“对更多的患者有些益处”。他一本正经的认真劲儿真叫人兴叹。直到今日清点往事，我才悟到了他这种思想方法背后的精神境界。当他得知我大哥在湘南小镇沱江工作时，便连连称赞沱江是山青水秀好地方，他长征时曾从沱江附近走过；后来又谈起二哥和我插队的山西省，讲起抗日战争时到过的河边村。似乎祖国每寸土地上都留着他的足迹；而他的心也像爱亲人一样爱着每一处山河，他提起潇水的开发，并对湖南省那年粮产仅三百亿斤出头颇为不满：“怎么还不到四百亿斤哪?”接着话题又转到了铁路建设，焦枝线啦，枝柳线啦。然后又是新油田。他兴冲冲地讲起李四光和板块学说，乐观地推测中原土地下恐怕还有大油田—“这些都是我从报纸缝儿里读来的”，他几乎像孩子般得意地说。在那一瞬间，从那与他的处境和形貌极不相称的笑意里，我第一次模糊地意识到了蕴藏在他心底里的一个共产党人的不折不挠的精神力量。

 

虽说坐“班房”的年月里恐怕有不少屈辱、难堪以至折磨虐待，父亲却极少提这些。他自称被斗得较少，是落了“便宜”。偶尔提起就吟诵一段他的“斗室旋转乐洋洋”之类的打油诗，或者讲他如何与专案组或看守们“斗争”。有一次他不知在什么事上不听话，人家喝他“你是什么人？！”意思叫他这个“反党分子”放老实些。他却高声回答：“无产阶级革命家！”这大约是唯一的一次他给自己封上“家”的桂冠。有一位当过看守的战士后来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提到父亲在囚禁中唱《国际歌》的事。还有些同监被关的老同志后来讲，他在狱里是吵骂得最凶的一个。骂起来语言也不那么“美”。这些倒也都像是父亲的为人。有一次“专案组”送来一条旧棉裤让家里人拆洗。我一见止不住的心酸。棉裤还算不得千疮百孔，但已相当破旧，而且脏得不成样子。任何一个尚有家眷子女的七旬老人也不当如此过晚年啊！何况他为了这个国家万死不辞、打了一辈子仗！待下一次探视见面，我专门问了问他的生活料理问题。他说：“我都是自己搞，完全能应付，过得很好。”两语说罢，便很不耐烦地刹住这个话头儿，又急巴巴地去讨论国家发展的新数目字去了。

 

几年以后，他收到了一封信。如果我没记错，来信的是一个江西人，探问他的一位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死去的叔叔（或伯伯）的情况。父亲回信说，那位烈士很英勇，在对敌作战中牺牲了。之后他很有点沉痛地对我们说：“为了安慰问询者，我没有对他讲真话。是被自己人杀了的呀。”他告诉我们，当时红军里展开了打久AB团①的运动，旨在肃清潜伏的敌人。运动搞得很凶，不少好同志被误杀了。父亲本人起初也跟着搞了几天，很快就觉得不对头，颇有抵触；结果自己也被攻为AB团，险些丢了命。延安整风时，***专门强调“一个不杀”。就是从这血的教训中得来的经验。渐渐地，我明白了父亲为什么屡遭劫难而不改初衷。他早就懂得了革命不是一条坦直的路。他虽相信历史在算总账时是公正的，却不指望每个人都“善有善报”。他自己有过天真幼稚的阶段，更曾因人家的幼稚病或其他什么“病”而受到打击。他知道，为了一个合理的事业，有时必须付出不合理的代价。对于个人的境遇，父亲从来不跟那些比自己“官运”好的人比。他记着那些被敌人杀害了的、和那些无辜而且无谓地惨死在同志手下的忠勇的战士。

----然而，果真这些牺牲就完全是“无谓”的吗？这些难道不也是历史必然性的一部分吗？追溯着父亲的足迹，有时我不由得去揣想历史必然性的谜，揣想父亲那代人如何在历史的锉刀下被磨砺得只余一身铮铮硬骨。

当然，父亲并非没有哀乐，只是从不顾影自怜罢了。文化革命前一两年，我十四、五岁，正是“左”得可爱的吋候。父亲早已被撤了职，赋闲在家。我却很少搭理他，尤其在听说他是个“反党分子”之后。那时，“反党”之类的帽子还未像在文化革命中那样广为分发，因而分量也沉重得多。我总是怀着极其警惕的眼光注视着这个朴素、谈泊，不像坏人的“坏人”。一次他偶然说起大革命失败主要是由于党还没有经验，我就想：好呀，替陈独秀开脱责任。他谈及我们家的生活在中国就算很好了，在发达国家也只是一般中等家庭的水平，我又在心里批判他美化帝国主义。我入团以后，他曾有一次鼓励我争取入党。我不耐烦地呛了他几句，心中不禁冷笑：你也配谈入党？！

我不知父亲是否注意到了我的冷蔑态度。小孩子有时是很残酷的。有言道，贫贱夫妻百事哀。我家虽算不上贫贱，但遭庐山会议之变故，大大小小的事端总是有的，父亲的日子很不好过。但他却十分严谨，毫不失态地生活着：每天读书，看报，写毛笔字，不时下下棋，偶尔也去郊外看看小麦的长势，秋粮的收成，此外就在我们的宅院中长久地，无言地走着，思索着——没有诉苦、没有感慨，没有解释。

有一次我无意走进父亲的书房，见桌上摊着一本《唐宋名家词选》，翻开的一页上被他圈圈点点打了不少标记。一看原来是朱敦儒的《卜算子》：旅雁向南飞，风雨群相失。饥渴辛勤两翅垂，独下寒汀立。鸥鹭苦难亲,矰缴忧相逼,云海茫茫无处归，谁听哀鸣急！

我的胸口一阵窒闷。一刹间，古人的诗句勾通了两代人的心。我窥见了父亲所从不言及的个人情感，也约略地领会到了他所承受的巨大的痛苦。

也许就在他寂寞地一转又一转地踱歩时，他仿鲁迅之作吟了一首不很“打油”的打油诗，用并不感伤的文字去化解心中的某些忧郁：

少无雄心老何求，摘掉乌纱更自由。
蛰居矮舍看盛世，漫步小园度白头。
书报诗棋够消遣，吃喝穿住不发愁。
唯愿天公不作恶，五湖四海庆丰收。

“少无雄心老何求”固然是真实写照，但对一名毕生负重的奋斗者来说，仅只“吃喝穿住不发愁”的生活又何尝不是莫大的悲哀。不过，父亲所耿耿于心的，并非自己的命运，而是比他更直接从物质上承受“大跃进”的恶果、吃喝穿住都发愁的广大人民。他所愿所望的，也只是此后“天公”作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我常常惊叹父亲的“承受力”。近年来人们重读了被掩盖或歪曲了许多年的某些历史的篇页：关于潘汉年、关于胡风、关于丁玲，以及几乎被遗忘了的关露②们。我深知父亲只是千百名具有非凡的“承受力”的共产党人中的一个。他们中有的大概比父亲更刚烈，但恐怕难得有人比他更通达、更有韧性了。也许，这是因为父亲不仅具有献身者的忘我、也有着中国底层人民的“皮实”和坚韧吧。

这里，我不能不提提我的大伯父，一个我勉强能从照片上辨认的土里土气的乡下人……

父亲兄弟三人只他一个读书。伯父早先也曾念了两年私塾，后来就回家务农，并全力帮助父亲。父亲当初借了件长衫初次到县城上学，便是伯父一根扁担挑了书箱送他去的。湖南暴动以后，父亲所在的队伍被打散，他被迫回家乡躲避，当时屠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气焰嚣张，祖父母都恨父亲惹祸。是伯父和伯母把他藏在猪圈顶棚和后山上，每日偷偷送水送饭，才得以躲过了搜查，转赴上海去寻找党组织的。解放以后父亲当了“大官”，伯父却从不来北京，仍在乡下种他的地。直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事发后，伯父才赶到北京看望。见到父亲身体无恙，这位当初冒着砍头危险救了父亲性命的大哥连声地说：“这样就好。这样就好。过去你当那么大的官，多危险哪。我都替你担心。”伯父的话里没有同情的眼泪，也没有慷慨激昂的辞句，却饱含着普通农民的是非判断和人生哲理。

 

必是有某种与千千万万像大伯父一样的老百姓十分相通的思想感情支持着父亲，不论是当着官，还是“落了难”，他的心总是和他们连在一起。

自从一九七二年探视见到父亲以来，我在心中暗自与父亲展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对话”。我们这些五十年代长大的人一度曾把“为共产主义奋斗”等口号当作天经地义的信条挂在嘴上。但只是到了它们似乎不那么“天经地义”之时，到了十年动乱中有了“革命是否合算”的议论，到了近时社会上有些人洋洋自得地宣扬谋求个人利益，我才重新一次又一次地掂量父亲那样的理想主义者的人格的重量。我一九八二年的一则日记中写道：“西方人总在苦恼地追寻那个难以捉摸的‘自我’。而父亲那代人却这样心甘情愿地摈弃了小我。并不是说他没有个性，也决不是没有主见。但革命事业就是他的一切：兴趣、哀乐乃至生命。不只是‘衣带渐宽终不悔’，而且是出生入死、忍辱含垢也从不动摇。”是的，他们就是这样，以自己毕生的实践，拓展着“人”这个字眼的内涵。

赤子情怀与铁石心肠

有了一场颠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于是，不知从哪个时候起，“看破红尘”的年轻人嘲笑起老一辈的“天真”来了。

父亲的“天真”有时让我们做孩子的感到无可奈何。一九七六年“批邓”时，他已解除了“监护”，在太原作寓公。报上在批宋江。父亲愤愤地说：“到底哪一个后上梁山？！哪一个是叛徒？！”他一本正经要论证邓小平与江青张春桥究竟谁先“上山”、谁是真革命者。我打断他，说：现在谁还要听讲理呢。还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父亲仍不肯干休，还在那里述说邓小平同志的功绩。我有些愕然，心想：他也算是“过来人”了，难道还孩子似地认为这个理能讲得通吗？

显然，对于父亲来说，理想永远是要讲的，不论是得到赞同还是遭到棒喝；当做的事总要去做，不管是有好的成效还是碰个头破血流。二哥在一篇纪念父亲的短文中说及父亲一九七五年去五台山，碰上一个小事故严重地阻塞了交通。父亲不忍见交通受阻，影响许多单位的生产，便自告奋勇去解决问题。当事人说，有责任问题呢。他便拍胸脯说“我负责”！他当时仅仅-重获了人身自由，“右倾反党”的帽子未摘，也无一官半职。照我想是“破帽遮颜过闹市”，避是非犹恐不及。然而他却是尴尬人偏揽尴尬事。还有一次，我们的一个朋友，一位在太原某工厂劳动的清华学生来会了会他，无非是看望之意。不料他听得名牌大学毕业生在干粗工活儿，对这种人才浪费痛心疾首。过了几天，他突然对我说：“我对省革委的负责人说过这件事了。叫你的朋友把他们那里的大学生开个名单来，我去交给省里。”他认认真真地吩咐着，仿佛仍是在战争年代，凭指挥员的决心或这种"游击方式"就能解决问题似的。我对大学生用非所学当然早已司空见惯，也不认为父亲的好心奔忙会有分毫结果。我甚至不记得自己是否通知了那位朋友去开名单。总之，事情是石沉大海了。

然而倒也见不出父亲怎样的沮丧，似乎并不觉丟了面子或受了挫折。也许挫折在他已是家常便饭了。

十余年又过去了。这一两件小事仍留在我的心里。这些年中我很目睹了一些为了个人利益和个人发展而“百折不挠”的奋斗者，也有不少不愿无谓地“支出”的“明眼人”。像父亲这样路见有关公众和国家事业的“不平事”便不计利害、不计成败地挺身而出的人，却是不多见的。联想父亲一生的颠沛浮沉，他的天真和执着又何尝不是更深刻的大彻大悟！所有诚挚的信仰者都是天真的。许多勇敢的实践者也是天真的，从日复一日地在孤独冷落中守望星空的哥白尼到能逃走而不逃、坦然赴刑场的谭嗣同，难道不都是些一辈子不肯看破“红尘”的“梦想家”！

父亲对事业怀着颠扑不灭的热忱，对同志也一腔赤诚。可能由于从小自卑、孤僻，他待人并不“热”，但总是真心实意。他为人宽和，有长者风度，特别爱护有棱有角的年轻人，因而很多人爱跟他谈心，有时连两口子闹别扭也向他讨办法。父亲去世后，一位阿姨曾追述了一段亲身经历。当年他们夫妇二人都是上海正牌的医科大学生。抗战时到了苏北根据地，但那位女大夫并不想当共产党，盘算着打走了日本人，还回上海当医生去。在土里土气的新四军里，他们自然显得有点“特殊”，因此有些“群众反映”。有的战士发牢骚说，他们小孩子的尿布，比我们的脸巾还白呢。父亲听了，就批评劝导发牢骚的人说:人家从大上海来这里抗日，多不容易啊。抗日战争胜利了。这两位医生并没离开这支革命的队伍，而且都成了忠心耿耿的共产党人。

父亲还讲过这么个故事。在江西中央苏区时，红军常打土豪补充给养。有一次战士们“绑架”了一个王姓土豪的儿子，叫土豪拿钱来赎。不知是那位“土豪”实际上钱并不多呢，还是宁舍子不舍财，总之并未赎孩子，于是孩子跟着红军走南闯北。起初有位炊事员不时用箩筐挑着他。后来长征过雪山，在最艰难的时候，他和父亲一道拉着父亲的那匹马的尾巴一步一喘地攀过山来。“我们那位老饲养员不简单哪，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养活了那匹马，”父亲百感交集地说，“若不是亏了那匹马，我们就都埋在那里了。”那位饲养员后来牺牲了。土豪的儿子成了革命战士。解放战争中他战死沙场时，才二十岁岀头，但已是年轻有为、骁勇善战的团长了。轻易不流露感情的父亲极为悲恸。南方人口音中王、黄不分，有的人还以为这位青年团长是父亲的儿子呢。

外国有不少文学作品刻画在残酷的生存条件下人所表现出来的自相残杀的兽性。长征路上，在咄咄逼人的死神面前，红军战士又何尝不知一小把青棵或一次拉马尾巴的机会都可能意味着生与死的分界。那些每天在枪林弹雨中打滚的铁汉子是怀着多么崇高的信念，多么朴素而伟大的爱把最后一口粮食、把生存的机会留给了这个财主的儿子！父亲没有描述这些。然而事实是，千百的红军战士倒下了，死去了。而这个弱小的孩子奇迹般地走出了雪山草地，成长为真正的红军的儿子。

 

在战争年代里，革命队伍中的情谊确实是不能用任何金钱、利益、等价交换等等世俗的尺子来衡量的。一般说来，即使是对犯了错的同志和战败了的敌人，父亲也是尽量慎重，不给不必要的伤害。在苏北，他坚持不搞抢救运动，使许多同志免受摧残。有人曾谈到他处理问题时的“人道主义”态度。有个林彪集团成员当初曾诬陷、迫害过父亲。而父亲在中纪委工作期间却对他的治病、生活及家属安排等问题通情达理地给以适当的处置。连早年与父亲同窗的国民党人士在骂过他“匪酋”后也承认他不失人情味儿。

然而父亲却几乎不提“怜悯”二字。生活待他是严酷的。且不说他自小要日日劳作、日日挨打。就在他六七岁、刚懂人事时，便目睹了患有癫痫症的大姐因对生活绝望自缢而死的惨像。穷人的生是多么的艰难；而穷人的死，又是何等微不足道！每念及这位不知名字的苦命的姑姑，我便想起祥林嫂，想起凝在鲁迅先生笔端的冷峻深沉的爱与恨。是的，仅只“怜悯”如何担得起人间这深重的悲哀和苦难！

革命的战争自然又是另一种磨练。父亲说，北伐时初打到湖北一带，头一次见到尸横遍野的场面，他也是胆战心惊，被深深地震骇了。这是战火的洗礼。从那以后，无情的斗争现实就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多少情同手足的战友倒下了，若是有泪，也早就流尽了。他深知，对一位指挥员来说，小处着眼的“心软”往往会酿成更大的残忍。不除暴无以安良。他在苏北、在西满、在湘西都进行过彻底的剿匪工作，以清除这些地区历来有名的匪患。有同志说，想不到他这个“老保守”也能下这样的狠心。有人还对我们说起解放战争中在东北开辟根据地时，有些伤兵闹事，后来发展到违法乱纪、拦劫火车等等，严重地影响了治安。父亲下决心枪毙了几个，平息了事态，维护了根据地的建设。这又何尝不是铁石心肠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父亲又参加了中纪委的工作。有一次我的二嫂谈起她所在小厂的厂长因搞走私倒卖之类进了拘留所，在押期间苦得够呛，情况听来颇有些令人恻然。我们议论起此事，觉得当时该厂开不了工，而社会正逢改革之初，五花八门的事多得很，一时令人眼花缭乱。该厂的厂长也许不过想为工厂谋个出路罢了。

“你们又在发菩萨心肠呀？”父亲说，“一些歪风邪气不狠狠刹怎么行呢！”当然，他并不是在就事论事谈那个具体案子。

“你一点都不觉得他可怜吗？”我问，“他本来也许并不是个坏人，也不是个坏广长。”

“我们这些人呀，”父亲沉吟了好一会儿，“心都硬了。人在眼前死了也不落泪的。”

父亲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題。不落泪未必是全无恻隐之心。但怜悯无论如何不是他的出发点。他考虑的不是每个个体，而是事件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影响。他认为，在一种歪风滋漫之时，杀一儆百是必须的，绝对手软不得。而在我这样的人看来，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一部充满人间悲喜的小说。具体的惩罚落到具体的人头上，其中就有不少可哀可怜之处了。然而，历史是不算细帐的，政治也不能算细账。有时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人经历的沧桑太多，自己也变得像时间老人一样严峻了。

谁能说得清，一个看去呆板、平淡的人身上会包容多少矛盾。在他身上，赤子般的天真热情，宽和厚道的禀性以及某种儒家“君子”式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奇特而又自然地与共产党人的斗争哲学及沙场老将的铁石心肠浑然合成一体！这些如此相斥的因素是如何共处的呢？平衡的支点又在哪里呢？心理分析专家也许可以写一篇长论文。但答案也许是十分简单的：统一他的思想和行动的，是他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他严厉，是对危害了国家和人民的事；他宽和仁爱,是因他的事业本是为给绝大多数人谋幸福。

思远而志坚

作为一个投身政治斗争的人，父亲最可贵的品质之一就在于他是一个用自己的大脑思索的人。“思远志坚”是一位老同志给他的赞词。虽然中国人习惯对死者“歌功颂德”，但这却并非虚言。

由于爱思索，父亲特别多有不同意见。说来他头一次唱“反调”还与他那位老实忠厚的大哥有关。那是在湘南暴动时，父亲家乡县委某些负责人效仿别处的“榜样”，主张大杀大烧。伯父本来同情并支持革命，对此却很不满，跑来对父亲说，你们为什么要干这样的蠢事呀？！老百姓会恨你们的。房子不好叫穷人住吗？这番入情入理的大实话坚定了父亲抵制那些极“左”作法的决心。后来他亲眼看到这些脱离群众的狂热行动带来的惨重损失，从此认定，放弃独立思考，便是对党、对入民的失职行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几度“左”倾路线盛行，父亲常常表示不同意见，因而是有名的一贯“右倾保守”，被撤过好几次职，他思想行事，都充分考虑不利因素，力求稳扎稳打.颇有中国农民的务实精神和“小本经营”的风格。气魄有时或许小些，但绝不为一些花哨动听的词句或绚丽夺目的假象所迷惑，因而也较少大的失误。同时，长期的斗争生活和独当一面的工作锻炼又使他很有全局观念，从本质上超越了小农的眼界。比如，抗日战争刚胜利，他即向中央建议出兵东北，体现出了他的战略眼光。

正确的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认真调查研究、不断积累、分析各种信息和资料的结果。父亲说，做一名好干部，特别是一个好的基层“父母官”，要紧的一条是要“时时放心不下”。正是这种高度的责任感使他不论在台上台下，数十年如一日地关心国际国内的发展动向。跟他共过事的人都知道，他有点像个活计算机，满脑子的数目字。粉碎“四人帮”不久，父亲到京住院治病，不少老同志去看他。有一次他与当时主管一个部门的一位同志聊天，问某项工程如何了，答曰快好了。父亲又问另一项，也说差不多了。于是他就提起第三项，问得人家有点不好意思，就说完成了。事后父亲摇摇头，笑道：“前两项我不了解，他也说得含糊。第三项我知道根本没开工，是故意试试他的。”他双目失明以后，仍十分注意听人读报、读文件，还一天数次收听各种广播。有一次与家人闲谈，议论起里根的南美洲政策、苏美武器在中东地区的较量等等，一套一套说得振振有词，简直比我那位当国际新闻记者的哥哥还熟悉情况。大家都觉得有点愕然。

 

有时我也奇怪，一个从闭塞乡村出来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全球观念。我曾问过他。他说,抗日战争是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我们的根据地零星分散，不能事事依靠中央。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专门安排几位懂外文的同志收听英、美等国的广播，从那时就养成了关注国内外各方面动态、自己分析判断形势的思想习惯。他还对对二次大战中的西方领袖发表了一番个人观感，说：撇开其资产阶级本质不谈，在反法西斯这点上邱吉尔是最有远见的一个。

抓住他对邱吉尔的称赞，我们揶揄地笑他的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他却极严肃地说：“什么保守党，我是革命党！”

粉碎“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父亲对中国的改革事业满怀希望，也满怀忧虑。像以往一样，他总是多看困难、多想问题。除去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关切外，他最担心的是在急骤的社会变化中模糊了政治方向，自毁思想上的长城。他一九八〇年那篇有关***的讲话就是针对社会上的一些流行思潮的。

他对***的态度是始终一贯的。粉碎“四人帮”之初，他十分高兴，但也再三说，***的旗帜不能丢。他用亲身经历向我们说明***的英明和远见。他举个例子说：当***决定在红军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时，他本人就很怀疑，以为自古当兵吃饷，不给钱怎么行呢？结果不但行通了，而且红军由此官兵同甘共苦、上下一致，在极恶劣的条件下生存了下来，并能不断克敌制胜。他对***的尊敬植根于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事实。如果说过去他没有让这种尊敬转化为盲从，那么如今在他来说,对过去的检讨和清理也决不意味着对传统的破坏性的大否定。

还有一件事颇能说明父亲对***的感情及他看问题的角度。那就是他对四·五运动的反响。当时周总理在人民心目中化作了一个神圣的象征，代表着被“四人帮”践踏了的一切美好的东西。我们明确地意识到了纪念总理的群众运动便是“四人帮”覆灭的丧钟，因而情绪激昂，兴奋不已。身在太原的父亲极为关心事情的动向。出我意料的是，在一番兴奋激动的长久议论之后，父亲竟有些戚然。“几十万人，不得了啊！”父亲说，“这是***的不幸呀。他一辈子主张为人民。可现在这样多的人上街去了。”至今我不敢说自己是否正确把握了父亲在此事上的复杂心态。他当然是与群众一道反对“四人帮”、希望“四人帮”早日垮台的。然而他却又久久地无语默然，几乎有些沉重。起初我以为他大约有点旧社会士大夫的“德”，所谓“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罢。但渐渐地，我意识到也不尽然。父亲所忧所念的，是***所代表的事业。他深知“文化革命”绝非仅仅几个跳梁小丑的罪恶。在更根本的意义上，这是党的重大失误，是***的悲剧。医治这场动乱所留下的创伤和后遗症，将是一个无比艰巨的任务。也许由于这个缘故，父亲的心情沉重多于兴奋。

当父亲决心对***的评价问题讲讲话时，他已双目失明。别人帮不上什么忙。全凭他出色的记忆力以及他对社会情况的了解和判断，自己构思、自己讲话。讲话见报后，很多属于不同阶层、具有不同思想色彩的人都议论纷纷。有不少人热烈地赞同。也有不少人，包括一些老同志、老朋友，颇有异议。还有人说父亲“不识时务”、“‘左’倾僵化”，声称这是他的“第二个悲剧”，甚至非议他的动机。且不说父亲发言的科学性如何，如此纷纭的反响至少说明他切准了时代的脉搏，讲的不是人云亦云、无的放矢的套话。对于世人的毁誉，父亲一向淡然处之。我们曾就这类事半认真地劝他别再多事。我们说：你也到了“退役”的时候了。今天和明天，毕竟属于后来人。既不可能代疱，何不就此“撒手”呢？他点点头，却又十分认真地说：只是自己想到些问题，认为有关国家前途，不讲出来对不起党，心里不得安宁呀。

没有这一片无私肝胆、忧世心肠，就没有一九五九年他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父亲一向是“现实主义者”，对“奇迹”一类大抵不肯轻信。他自始就不赞成全民大炼钢铁或一味报高产、放卫星等作法，对于草率推行公社化和食堂制更是忧虑重重。所以他早就对当时在湖南工作的周小舟同志说，人民公社挂个牌子算了。这也是不得已时“消极抵制”的办法吧。彭德怀同志给***写信提意见，父亲事后才知道（他是在***将彭信转发后才上庐山的。）他对意见本身基本赞成，但对写信的方法及个别说法也不无保留。（父亲说：有什么话都可以讲嘛，何必写信?）当时他已意识到彭老总“捅了漏子”。尽管如此，父亲上了庐山仍直抒己见，批评了“大跃进”中的许多作法，不肯为明哲保身而委屈真理。受批判之初，他本人尚未定性，还有转弯余地。有的负责同志也曾明言劝过他。但父亲摇摇头回绝了，不愿搞什么“反戈一击”。“落井下石也要有石头呀，”他说，“我没有石头。”那时主席也曾召见他和周小舟、周惠、李锐几人。父亲对***的敬仰和爱戴是极深极厚的。但他并不剖白自己的忠诚，或诉说自己的冤屈，只一项一项据理力争，试图驳掉主席给他戴上的几顶“帽子”。言谈间不知怎的提到解放战争中东北的“保卫四平”的战役。父亲当初就对该战役有看法，也曾向林彪提出过，林彪未置可否，也没采纳他的意见。这时主席说：那是我决定的。父亲便说：“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在大难临头的处境里还要如此不依不饶地争一桩如今已无关紧要的往事的是非，父亲的“迂”和“倔”由此也可见一斑。主席当时说，看来你是个右的方面的很好的参谋嘛。

可惜后来父亲并没有当“右的方面”的参谋，而是与彭老总等人一道被按在荒唐的大帽子下惨遭围攻。这场“反右倾”的斗争使“大跃进”中一些“左”的错误延续了更长的吋间，而且打击了一大批实事求是的干部，使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此后，党内便更难听到不同意见了。

父亲说，庐山会议实在是斗得很凶的。连他这个惯于受批评的老“右倾”都有点吃不消了，每天吃大量的安眠药仍不能入睡。如果说到一九五九年那阵，“大跃进”的弊端已暴露明显，提点意见并不一定是什么大智大勇；那么，此时他宁肯硬着头皮挨批也不见风转舵，视真理高于领袖的权威和个人的命运，倒的确需要一点无私无畏的胸怀和刚直不阿的骨气。当然，父亲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英雄好汉。他说，庐山会议后期，他是违心地认了账。虽说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长期以来服从集体决定、服从上级服从大局的习惯，因而最后采取了彭总所说的“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但父亲总觉得自己讲了不实事求是的话，心中一直耿耿。正由于这个教训，他文化革命中写检查交代时_，就变得更加“顽固不化”了。

 

父亲在党内爱提意见是有点“名”的。***曾说过：他这个人，上到中央，下到支部，他都要提意见。不知主席是褒是贬，或是兼而有之。父亲说他和彭老总“天天吵架子。”说天天吵不免夸张，但常常争论恐怕是实。早年彭总也撤过他的职。只是大家虽见解时有不同，却都是为了革命，日久见人心，也就有了信任。后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他也曾与一些领导同志意见不合，并直言提出，有时还争论得相当激烈。父亲从不隐晦自己的观点，但是一旦中央或上级领导机关做了最后决定，作为一个党员，他也是服从。从抵制“左”倾路线到晚年提出某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建议，父亲常常遇到一些磕磕碰碰，不时受到或轻或重的批评和非议。其中自然以庐山会议受的斗争和处分最严重。这些批评处置，有些可能是有道理的，也有许多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人都有局限性。父亲的见解当然不见得都正确。重要的并不在于他是否一贯正确，而在于他从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独立思考，并执着地坚持他所是，勇敢地批评他所非。这本当是共产党人的“良心”吧。

一家之“长”

父亲有点“清官”的名气。

也许是从小苦惯了，也许是后来在革命斗争中锤炼的自觉性，他在生活上是很俭朴的。有时他可能严格得"邪乎"。据说当初战争时期有一次妈妈没给姐姐领统一发的灰布衣，扯了几尺花布，搞了“特殊化”，父亲发了好大的脾气。不过，他倒也并不把俭朴看作什么了不起的“美德”。他有时笑谈起某些同志“会吃会玩”，也并无贬意。他自己固然是习于节俭清寒的农家后代，人家又何妨是倜傥风流的才子呢！革命队伍本来就是个集合体。各种的人，只要不违法乱纪，不危害革命事业而又能协力工作,在他来说就都是好同志。

但父亲律已与治家一向是比较严的。我们家的衣食住行，除了住房由公家安排、比较宽敞外，其他都很简单。我们小时穿衣多由外婆缝制。家里还种了几棵刀豆、几窝南瓜。于是吃菜常常不外是豆荚南瓜、南瓜豆荚，到了冬天还在吃干豆荚。这个印象自然有点夸张。但我那时吃这些实在有点吃怕了，至今想起还“心有余悸”。公家给父亲配有汽车，但我们是极少能坐的。我年幼时多病，常常是叫辆三轮车去看病。我还记得雨天里，我发着烧，坐在挂着油布帘子的三轮车里的情景。

父亲一向不通音乐之类的“雅趣”。因读过几天旧书，他对中国书法略懂一点，但也从无“把玩”的兴致。过去别人也曾送过他几幅古字画，有些大约还是名贵的（如米芾的字）。一九六五年組织上分配他去山西任副省长。离京前，他把我们叫去，头一次给我们看这几件字画及他多年来保存的一些中央苏区时代的纪念品，随即就把些东西一并送给了博物馆（倘我没记错，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了他此举的“英明”。文化革命中,他带到山西的一点个人财物在抄家时遭洗劫破坏，连当年授勋时发的3枚勋章也不翼而飞。倘那些字画在，必定难逃厄运。这些东西，不论是送走的，还是丢失了的，我后来都再没听父亲提起过。

说来父亲唯一的嗜好就是下棋。虽然他在顺利时也下棋，但在他来说，棋似乎更是逆境中的“难友”。他起初学下围棋，就是在二十年代末奔走四方找党组织时，于异乡的客店观战，观出了一点门道。路上他邂逅逢遇与他处境相同的曾希圣同志，两人一度结伴。他们都生死难卜、处境艰危，却常为下象棋一步输赢吵得不可开交，几乎打架拼命。庐山会议以后，围棋又伴着父亲度过了不少空落落的时光。一九六四到六五年间陈祖德初胜日本九段棋手时父亲欢喜的样子，我至今还历历在目。一九七五年九、十月他解除了“监护”，又能与家人相聚了，有一段竟像在弥补损失似地拼命地下棋。虽说他与孩子们下棋不时要叫“缓一着”，悔上几步棋，可是若有谁对他不认真，让着他，他还很恼火。有时实在下多了，他便说，不能下了，脑子都下乱了。然而，一旦来了会下棋的友人或晚辈，他就又常常一坐坐到半夜。我们笑他像《聊斋》里那个为了看棋连投胎都误了的棋鬼。这是我所见的唯一使父亲失去自制的事情。

对于家事和子女，父亲很少顾及。活了―辈子，他始终不懂怎样和小孩子亲近。直到我们长大了，他有了孙儿孙女们，他对付孩子的唯一“手段”仍是“物质引诱”的老办法。一块糖或一片蛋糕的吸引力自然维持不久。孩子们在他身边也就最多呆上几分钟。对于童年的我来说，父亲只是一个疏远的“大人”。那时我家住在北海附近，父亲每天去北海散步，也常带上我。青青的柳树垂着如烟如梦的柔条。警卫员叔叔会折一小段细枝为我做只柳哨。用慢镜头在脑海里重演过去的场景，也很有诗情画意。然而画面里却没有父亲。他大约只是背景中一个身穿深色衣服的人影吧。

至于人们所谓的家庭生活的“天伦之乐”，我只依稀地记得一个小小的插曲。仿佛是在秋冬之际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全家人都聚在客厅里，屋里暖融融的。妈妈给我和二哥读一个苏联儿童故事。父亲和母亲说起什么地方有电影或“跳五（舞)”之类。后来他们决定还是呆在家里。父亲把我抱起来，在屋里打了个转。于是母亲嘲笑地说他只会“跳六”。这件小事永不磨灭地烙在了我心中，因为即使在父亲没“出事”的年月中，这样温暖安适、合家团聚的时刻也是那么的稀少。一九五九年以后，就连少不更事的我也感受到笼罩着我们生活的浓重的阴云，这样的记忆便被深深地埋在心底了。有时我甚至怀疑，这究竟是一段回忆，还是我对“幸福童年”的臆想。

直到我成人以后，才意识到，其实从孩提时起父亲的影响就已在开始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七八岁时家里就让我拿袜板补自己的袜子。那时没有尼龙袜，袜子几乎是个个星期都得补。十岁开始学缝被子，每每东拉西扯搞不匀整，常常急哭了。在这些事上，我家的家教是严的。虽然我日后也远远不是做活儿或持家的好手，但自小较少娇、骄二气。我上小学时还有不少干部子弟学校，但父母送我上了附近一处街道小学。直到三年级末，我的操行得了个“中”。父母大概觉得没有余力管教吧，才决定送我去住校。那时父亲已被罢了官，还费了点力气才把我送进了八一学校。当时在“八一”读书的都是军队干部子弟。每到星期天，各机关都来车接本单位的孩子们。有些家长还派小汽车来。我和另一个女孩(烈士子弟)似乎是班上仅有的两个没车接的人。我们常常结伴去挤公共汽车。有时